清华教授柳冠中语出惊人！他质问道：“无人飞机、无人驾驶、无人商店、无人酒店、无人银行，人去哪了？科技没有人还要人干嘛？”一针见血，振聋发聩！ 如今走在街头，“无人”场景早已不是新鲜事：超市里扫码自助结账取代了收银员的微笑，银行大厅里人工柜台屈指可数，物流园区里无人卡车穿梭不息，就连外卖配送也有了无人小车的身影。我们一边享受着科技带来的便捷，一边却在柳教授的质问中猛然惊醒——当技术疯狂追逐“无人”的效率，我们似乎渐渐遗忘了科技的初衷。 无人技术本身并无对错，但当它被资本裹挟着跑偏，最先受到冲击的就是那些依靠普通技能谋生的普通人。在内蒙古、陕西的干线物流线上，无人重卡早已不是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运营主力。 公开数据显示，每台无人重卡能替代1.5名司机，且6个月就能收回成本，这对资本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生意，可对全国170万卡车司机而言，却是生计的直接威胁。他们中大多人学历不高，常年以车为家，除了驾驶别无专长，一旦岗位被替代，整个家庭的收入来源就会断裂，这种冲击远比数字呈现的更沉重。 外卖行业的变化同样令人唏嘘。美团的数据显示，部分城市的无人配送车已完成超十万单送达，按理说这该缓解骑手的高峰期压力，可现实却是骑手接到的订单越来越少，剩下的多是高峰时段、偏僻路线的差单。 要知道，1500万外卖骑手中，近七成是返乡农民或下岗工人，这份工作是他们在城市立足的唯一依靠。技术本应是解放劳动力的工具，如今却成了压缩人力成本的利器，让他们的劳动更廉价、更边缘。 更值得警惕的是，“无人化”还在制造新的社会隔阂。对年轻人而言，自助设备操作得心应手，但对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群体来说，这些看似便捷的创新却成了难以逾越的数字门槛。 有老人在银行自助机前反复操作半小时仍无法转账，最终只能无奈离去；有残障人士因无法熟练使用无人超市的扫码系统，只能放弃购物。这些本应被关照的群体，在技术迭代中被悄然隔离，沦为“新型边缘人”，这显然违背了科技的人文底色。 柳冠中教授的质问，从来不是反对科技进步，而是警醒我们反思技术发展的方向。他深耕设计与科技领域数十年，始终坚守“科技为人服务”的立场，曾尖锐指出：“放着救火、排雷、高空作业这些能救命的硬骨头不啃，反倒扎堆去抢快递员、收银员的饭碗，这难道不奇怪吗？” 事实上，无人技术在正确场景下能发挥巨大价值，只是我们如今把太多资源投向了“抢饭碗”的赛道。 在西安，无人机被用来清洗高楼幕墙，代替了高危作业的“蜘蛛人”，从根本上规避了坠落风险；在舟山的海岛，无人机为居民配送生鲜快递，解决了交通不便的难题；在赣州山区，农户靠无人机将农产品送出大山，打开了新的销路。 这些案例的共同点的是，技术在这里是补充而非替代，是赋能而非剥夺，它解决了人力无法胜任的难题，让人们能转向更有价值的工作，这才是科技应有的模样。 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要不要无人技术”，而是“我们为何需要无人技术”。如果是为了让人们摆脱高危、重复的劳动，去追求更有创造性、更有温度的工作，这样的进步值得全力拥抱；但如果只是为了压缩人力成本、榨取更多利润，让资本在“无人化”竞赛中收割红利，这样的“创新”就该打上问号。 资本的逐利性让其更偏爱短平快的回报，愿意扎堆布局无人商店、无人配送等易落地的项目，却对那些真正需要技术突破的“硬骨头”视而不见，这种资源配置的偏差，正在加剧社会结构的失衡。 放眼全球，不少国家已开始正视这个问题。美国亚马逊的无人商店曾风靡一时，最终因人工岗位大量消失、用户体验下降而被迫关店；欧洲专门为AI就业影响设立预警机制，要求企业提前规划替代方案；日本在数字化改造中，特意为老年人群体保留人工服务窗口，避免技术排斥。这些实践都在说明，技术发展必须与社会治理同步，不能脱离人文关怀独自狂奔。 柳冠中教授曾说，设计的终极目标是创造更合理、更健康的生存方式，科技亦是如此。我们追求的不该是“无人”的极致，而该是“为人”的精准。 科技可以帮卡车司机减少夜间疲劳驾驶的风险，为外卖骑手搭建更安全的配送系统，让老人轻松操作智能设备，给山区孩子带去优质教育资源——这些有温度的应用，才是科技真正的价值所在。 技术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无法也不必阻挡，但我们可以为它校准方向。当我们不再追问“技术还能替代谁”，而是思考“技术还能帮助谁”，当资本不再只盯着短期利润，而是兼顾社会价值，科技才能真正成为照亮每个人生活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