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流落澳门的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得知新中国成立后百感交集。主动写信请求重回组织怀抱。毛主席知道后表示回来可以，但有一个条件…… 主要信源：（荆楚网——荆楚史话·人物] 一大代表——包惠僧） 1949年10月初，澳门一间简陋的出租屋里，年过半百的包惠僧守着那台杂音不断的旧收音机。 当北京开国大典的声音传来，特别是那个他极为熟悉的湖南口音宣告新中国诞生时，他怔住了，烟头烫了手指也浑然不觉。 那一夜，他枯坐到天亮。 几天后，他提笔向北京寄去一封长信，信中不再有任何辩解，只诚恳地请求一件事：允许他回去。 时间退回到近三十年前。 1920年的包惠僧，还是个充满理想的年轻记者。 他在武汉听了陈独秀的演讲，思想受到巨大震撼，随后受陈独秀委托，参与了武汉共产主义早期组织的创建。 1921年夏天，他作为代表登上了南湖的那条小船，参加了那次载入史册的会议。 在那段热血沸腾的岁月里，他与毛泽东等同志并肩工作，深信自己正投身于一项必将翻天覆地的事业。 转折发生在1927年。 蒋介石发动“清党”，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彼时包惠僧正患病，未能跟上南昌起义后部队的转移。 在寻找组织的艰难过程中，眼见同志离散、联络中断。 在白色恐怖的巨大压力与个人困境下，他陷入了深深的迷茫，最终做出了脱离党组织的选择。 脱党之后，生存成为首要问题。 凭借过往的资历，他辗转进入了国民党政府系统，一度获授“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中将参议的头衔。 但这更像是一个象征性的安抚，并无实权。 他成了旧政权机器上一颗略显尴尬的齿轮，领着薪俸，却远离核心，内心的苦闷与自我怀疑与日俱增，昔日的理想与现实之间裂开了一道难以弥合的鸿沟。 随着解放战争局势明朗，国民党政权大厦将倾。 到了1948年底，包惠僧这样并不核心的人物，携家带口避居到了尚属葡萄牙管辖的澳门，生活拮据，前景渺茫。 他每日守着收音机，密切关注着时局的每一丝变化。 因此，当他亲耳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得知当年许多共同出发的战友已成为新国家的缔造者时，内心所受的冲击无以复加。 欣慰、悔恨、羞愧，以及一种强烈的、叶落归根的渴望，交织在一起。 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他提笔向北京的老朋友周总理、董必武等人写信，坦白过往，试探性地表达了希望回归、参加建设的意愿。 信寄出后，便是焦灼的等待。 北京的回复通过组织渠道传来。 原则明确：回来，欢迎。 但必须对脱党后的历史，尤其是在国民党政权内的一切，做出彻底、如实的书面交代。 没有折扣可打。 这个要求，对包惠僧而言无异于一场灵魂的彻底曝晒。 他需要将那二十多年不算光彩的漂泊与挣扎，毫无保留地摊开在阳光下 在澳门闷热的斗室里，他开始了艰难的书写。 逐日回忆，逐年记录，从脱党后的彷徨、为谋生所做的选择，到在旧机构中的具体行止，乃至内心的矛盾与妥协，尽可能详尽地付诸笔端。 这个过程痛苦如同剜心，但当他将深藏的往事一件件固化在纸上时，也感到一种卸下千斤重担的异样轻松。 这份沉甸甸的交代材料，是他与过去决绝的告别，也是他意图通往未来的、最诚恳的桥梁。 材料通过审查后，归途终于开启。 1950年，包惠僧举家北上。 当他在北京站台见到亲自前来迎接的老友董必武时，瞬间热泪盈眶。 董必武没有提及过往的曲折，只是紧握他的手，嘱他安心。 这份历经沧桑依然存在的信任，比任何言语都更有力量。 组织上对他的历史进行了全面审查。 鉴于他在脱党期间未从事直接危害党的活动，且回归态度诚恳、交代彻底，决定给予他重新工作的机会。 他被安排到内务部等部门，后来主要在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 这个岗位对他而言再合适不过，他无需身处台前，而是用自己亲历的笔，为历史作证。 晚年的包惠僧，生活归于北京的胡同院落，平静而朴素。 他将全部精力投入文史资料的搜集与撰写，留下了大量关于中共早期创建历程的珍贵回忆。 作为一大代表和早期工运的亲历者，他深知自己回忆的价值，下笔格外审慎，力求客观真实。 这或许是他对那段“失路”岁月最好的弥补，也是他能为这个自己最终回归的集体所做的最踏实贡献。 1979年，包惠僧在北京逝世。 他的人生轨迹，从一个热血沸腾的起点出发，一度在历史的迷雾中走失，漂泊半生，最终选择了以最艰难的方式直面一切，从而完成了精神上的归根。 他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曲折史诗，也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复杂光影，讲述着信念、迷失、抉择与对历史负责的沉重命题。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