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曾说：
“做人，不要去责怪任何人，合得来，好好相处，多多关怀；合不来，保持距离，装装糊涂。灵魂相似的人，自然会聚到一起；磁场不同的人，讲话都是在翻山越岭。”

北宋有个男人，叫苏轼。
他是大宋第一才子，是文坛领袖，也是皇帝身边的红人。他写诗，皇帝都亲自给他端茶；他写文章，连辽国、高丽的人都抢着读。

可他这一生，大半时间都在赶路。不是去上任，是被赶走。
但他从未责怪过那个把他推来推去的时代，也从未记恨过那些把他踩在脚底的小人。
因为他懂：圈子不同，不必强融；磁场不同，多说无益。

公元1079年，苏轼44岁。
这一年，他遭遇了人生最大的劫难——“乌台诗案”。
御史台的吏卒像抓小鸡一样，把他从湖州任上押解回京。关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外面是凄厉的风声。
狱卒三天两头来折腾他，甚至把写满他罪状的纸甩在他脸上，问他认不认罪。
苏轼怕了。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
在绝望中，他给弟弟苏辙写了一首绝命诗：“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那些曾经围在他身边、称兄道弟的人，这时候都在哪？有的在装聋作哑，有的在落井下石，恨不得踩死他这个“名满天下”的苏东坡。
这就是现实。你风光时，周围全是笑脸；你落难时，全是冷脸。

死神擦肩而过。苏轼保住了一条命，被贬到了黄州。
从高高在上的太守，变成了戴罪之身的团练副使。没有实权，没有薪俸，甚至没有住处。
要是换了别人，早就疯了，或者写了满纸的愤怒，去咒骂那个世道。
但苏轼没有。
他脱下长衫，穿上芒鞋，在城东的一块荒坡上开垦种地。他给自己起了个号，叫“东坡居士”。
没钱买肉，他就去菜市场买没人要的猪肉。洗干净，少放水，慢火炖一宿。
那天，黄州的街头飘着一股肉香。苏轼端着碗，大口吃肉，满嘴流油。

隔壁的邻居看他穷，有时候送他几棵青菜，有时候找他借把锄头。
苏轼从不摆架子，也不提当年的官职。邻居说：“老苏，你这肉真香。”苏轼就笑：“香就多吃点。”
他不责怪那些曾经看他笑话的人，也不去强融那些看不起他的圈子。
他和卖酒的、种地的、和尚混在一起。这些人没文化，不会写诗，但心眼实。
苏轼发现，跟他们在一起，不用装，不用防。累了一天，喝一碗村酿的浊酒，比在宫廷里喝御酒还要舒坦。

公元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命去汝州。
路过金陵时，他去见了一个特殊的人。
这个人叫王安石。
是的，就是那个变法，把他折腾得半死不活的“冤家”。
当时，王安石也已经被罢相，退隐金陵。
两人见面，没有剑拔弩张，没有咬牙切齿。
王安石穿着一身布衣，骑着驴，亲自在江边迎接。
苏轼也不客气，下了驴，两人相视一笑。
他们一起游山玩水，一起谈诗论画。
王安石感叹：“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苏轼也叹服：“公人不能用之，亦不能用之。”
这几日，是他们相处最愉快的时光。
他们知道彼此立场不同，政见相左。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但这不妨碍他们是灵魂相似的人。
在那一刻，没有新党旧党，只有两个才华横溢的老人，在江风吹拂中，互道珍重。
聊完了，苏轼继续上路。王安石依旧归隐。
没有强留，没有说服。合得来，聊几句；合不来，各回各家。
这就是成年人的体面。

晚年的苏轼，被贬得更远。惠州，甚至海南的儋州。
在那个时候，海南是蛮荒之地，有去无回。
66岁的苏轼，在那个瘴气弥漫的地方，办学堂，教书育人。他跟当地的老百姓学怎么吃生蚝，怎么防蚊子。
他写信给朋友说：“千万别跟朝廷那帮人说我吃生蚝吃美了，我怕他们争着要被贬过来。”
你看，他都这样了，还在开玩笑。
他不恨那个把他扔到海角天涯的皇帝吗？或许心里有点委屈，但他不把这事儿放在心上。
他知道，责怪没用，抱怨没用。
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恨一个“磁场不同”的人身上，不如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公元1101年，苏轼在常州病逝。
临终前，他对守在床边的儿子说：“吾生无恶，死必不坠。”
我这一生，没做过什么坏事，死后肯定不会下地狱。
他这一生，爱过的人，散落天涯；恨过他的人，也已作古。
那些曾经对他使绊子的人，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
而那个在黄州炖肉、在金陵骑驴、在海南吃生蚝的苏东坡，却活成了中国人心里永远的丰碑。

生活里，我们也总会遇到几个“话不投机”的人。
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谈情怀，他跟你讲利益。
别生气，别责怪。
正如钱文忠教授所说，磁场不同，讲话就是翻山越岭。
既然翻山越岭这么累，何必非要翻过去？
转身走自己的路，去找那个能听懂你笑话、能陪你喝杯茶的人。
那个路口，或许风更大，但那里的人，跟你一样，心里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