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周总理急匆匆的来到毛主席处，将一位“叛徒”的判决书递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后愤怒的说“她是我党的好同志，怎么可能是叛徒。”
一张纸摆到案头，纸上写的是“叛徒”，纸背后却藏着一个女人十几年的沉默。她叫关露。外人看见的，是她同日伪人物来往、在敌伪刊物任职、还去过东京；组织交给她的任务，却恰恰要求她把这些骂名全都背下来，不能解释，也不能退缩。
关露原名胡寿楣，1907年生于山西右玉。年轻时的她更像一位典型的文艺青年，读书、写诗、办刊物，在上海文化圈渐渐有了名气。电影《十字街头》中的插曲《春天里》，歌词便出自她手。1932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人生从此转了方向。
她加入革命后，并没有马上离开文坛，而是把写作变成另一种工作。她参加左翼文化活动，写诗、编辑刊物，也参与抗日救亡宣传。熟悉文学圈、会说话、懂得观察人情，这些看似属于作家的本领，后来都成了她执行秘密任务时的重要条件。
真正改变她命运的，是1939年秋天。当时上海环境复杂，汪伪特务机关“76号”四处活动，李士群又掌握着大量特务力量。关露的妹妹胡绣枫与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有旧交，这条关系被组织看中，关露因此奉命接近李士群，了解动向并建立秘密联系。
这不是穿上制服、拿着武器就能完成的任务。她必须让敌人相信，自己愿意同他们来往；还要让熟人误以为，她已经变了。临行前，潘汉年把话讲得很明白：以后有人骂你是汉奸，也不能辩护。关露只回答了一句：“我不辩护。”从那一刻起，她连清白也交给了组织保管。
她没有正式成为“76号”的特务，却要频繁出现在那个圈子附近。一次交谈、一顿饭、一个看似随意的问题，都可能关系到地下人员的安全。她的作用，是摸清李士群的态度，寻找可以利用的缝隙，为后续工作铺路。表面越自然，内心越要警醒。
到了1942年，关露进入《女声》杂志工作。这本刊物带有明显的日伪背景，她一露面，外界的怀疑自然更重。可对秘密工作来说，编辑身份恰好提供了接触日方文化人员、观察内部消息的机会。她只能继续扮演那个不被朋友理解的人。
1943年8月，她随代表团前往东京参加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这一步最容易把“汉奸”帽子彻底扣死，但她另有任务：把一封秘密信件转交给日本进步人士，帮助延安方面恢复与日本共产党人的联系。她完成交接后安全返回，真正目的仍不能公开。
消息传回国内，不少报刊点名批评她，旧友也有人避而远之。她明明完成了任务，却不能拿出一句话为自己开脱。情报工作最残酷的地方正在这里：做得越成功，越不能让人看出是在执行任务；越像“自己人”，才越可能骗过真正的敌人。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关露回到苏北解放区。按常理，她终于可以卸下伪装，可多年形成的误解并没有立刻散去。她后来从事教学和文艺创作，工作能够重新开始，名誉上的阴影却一直跟着她。许多人只记得她在东京露过面，却不知道那封信送到了谁手中。
1955年，她因潘汉年案受到牵连，被隔离审查，1957年获释。1967年，她再次失去自由，直到1975年才出来。前后约十年的关押，让她的身体和精神承受了很大压力，但她始终坚持，自己当年进入敌伪圈子，是接受组织安排完成秘密任务。
1982年3月23日，关露终于得到平反。有关决定明确，她的历史已经查清，不存在所谓汉奸问题，过去强加给她的不实结论被撤销。这个结论来得太迟，却也把她几十年来无法说出口的经历重新摆回了原位：她不是投敌者，而是忍辱执行任务的人。
同年12月5日，关露离开人世。她留下的不只是诗歌和歌词，还有一段常人很难承受的隐蔽经历。我认为，关露最让人敬重的，不是她能把自己伪装得多像，而是她明知会失去名声、友情和正常生活，依然守住秘密。真正的忠诚，有时没有掌声，甚至长期伴随着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