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周总理下令查明罗世文、车耀先两位革命烈士被捕的经过，调查人员抓到了所有凶手，唯独少了一人，2年后才得知，剩下一人在南通当老师！ 1953年，周恩来总理在审阅西南地区的革命烈士材料时，特别关注到罗世文、车耀先两位烈士的档案，这两位四川地下党的领导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但他们被捕和牺牲的详细经过却仍是一团迷雾。 周总理当即指示四川省委和重庆市委：必须查清罗世文、车耀先同志被捕牺牲的全过程，将所有参与迫害的凶手绳之以法。 罗世文1904年出生于四川威远县，青年时期就投身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回国后罗世文长期在四川从事地下工作，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 车耀先则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他原是川军将领，因目睹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毅然脱离川军加入共产党，他创办的《大声》周刊，成为宣传抗日救国的重要阵地，他在成都春熙路开设的努力餐餐馆，表面上是经营川菜，实际上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 1940年3月，国民党特务机关策划了震惊成都的抢米事件，他们故意制造粮食短缺的恐慌，引发民众哄抢，然后栽赃给共产党，为大规模逮捕制造借口。 当时罗世文已经得到消息，上级为他安排了安全撤离的路线，但是当他得知还有许多同志没有转移时，毅然决定留下来组织撤离工作，领导干部要最后撤离，这是他对助手说的最后一句话。 3月18日深夜，国民党特务包围了罗世文的秘密住所，面对荷枪实弹的特务，罗世文镇定自若销毁了所有机密文件后被特务带走。 车耀先的被捕则发生在努力餐，特务们伪装成食客，趁车耀先招呼客人时突然动手，餐馆里的伙计们眼睁睁看着老板被五花大绑带走，却无能为力。 两位革命者先被关押在重庆歌乐山下的白公馆监狱，后转移到贵州息烽集中营的忠斋，这是专门关押重要政治犯的牢房，在那里他们经历了长达六年的囚禁生涯，国民党特务用尽各种酷刑：老虎凳、辣椒水、竹签钉指甲，但始终无法让他们屈服。 在息烽监狱期间，罗世文展现出惊人的意志力，每次提审遍体鳞伤的他依然坚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痛斥国民党破坏团结的行径。 车耀先则用另一种方式进行斗争，他偷偷收集烟盒上的锡纸，用磨尖的铁钉当笔，在昏暗的牢房里写下《自传》，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这些用血和泪写成的文字，后来成为珍贵的革命文献。 1946年，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败退，开始疯狂屠杀被关押的革命者，8月18日深夜，罗世文和车耀先被秘密带出监狱，行刑地点选在重庆歌乐山的松林坡，面对死亡两位烈士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 参与这次秘密处决的，除了执行枪决的刽子手，还有两个关键人物，白公馆监狱看守长杨进兴和重庆特别行动委员会特务刘鹤梅，杨进兴不仅参与杀害罗世文、车耀先，还是杀害杨虎城将军一家和《红岩》中小萝卜头宋振中一家的凶手之一。 刘鹤梅则是直接逮捕两位烈士的特务头子，手上还沾有唐介舟等六位地下党员的鲜血。 解放前夕这两个血债累累的刽子手都意识到末日将至，杨进兴脱下军装，换上粗布衣裳，化名杨大发逃到南充县青居乡，为了掩人耳目，他表现得格外积极，不仅主动参加各种劳动，还被推选为生产互助组组长，多次获得先进分子称号。 刘鹤梅的逃亡路线更加曲折，他先逃到香港，但因生活无着被迫返回大陆，这个扬州人回乡后，伪造履历进入苏北师资训练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南通当教师，化名刘传祖。 但是正义虽然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四川和重庆的公安机关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展开了艰苦的追捕工作，他们查阅大量档案，走访众多知情人，一个个排查可疑人员。 杨进兴的破绽出现在他偶尔流露的不安神态上，每当有人谈起解放前的事，他总是局促不安，公安人员暗中调查，通过比对照片和笔迹，终于确认了他的身份。 刘鹤梅的暴露则颇具戏剧性，1955年秋天的一个夜晚，他与几个同事喝酒，酒过三巡压抑多年的他突然说道：你们不知道吧，我以前可是国民党特务，还杀过共产党。 酒友们惊呆了酒醒后立即向公安机关举报，经过缜密调查，刘传祖的真实身份终于大白于天下。 1956年，刘鹤梅在南通被捕，1955年6月16日杨进兴在南充落网，审讯中面对确凿证据，两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根据他们的供词，公安人员终于在松林坡找到了罗世文、车耀先烈士的遗骨。 1958年5月16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判处杨进兴、刘鹤梅死刑立即执行，当枪声响起在场群众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不仅是对凶手的审判，更是对烈士英灵的告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