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的后人有点意思，明明父亲是潜伏台湾的烈士，大名鼎鼎的“密使一号”，儿子吴韶成在河南却格外低调。一个人一辈子要多沉得住气，在烈士之子这四个字前面，悄无声息地把半生走过去。 1949年8月，南京气氛沉闷得像要下雨。吴石收拾好行装，把日历撕下一角，伏在桌上写下六个字：“有事找何康。”纸条叠好，塞进16岁儿子手心。 少年还想追问，他只是拍了拍儿子的肩：“好好读书，照顾母亲。” 那时的吴韶成只知道，父亲是国民党陆军中将，做的是“很要紧的事”。他不知道，这位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掌握台湾防务机密的中将，已经悄悄接下了中共中央交付的任务，赴台潜伏，打入敌军核心，为解放台湾送出第一手情报，“密使一号”由此得名。 船离下关码头那天，江风很大。吴石站在甲板上，看着江水东去，心里明白，这可能是与家人的最后一面。 纸条上的“何康”，不是普通熟人，而是当时负责隐蔽战线工作的老同志，是他给家人留下的唯一“备用通道”。 做这种选择的人，清楚风险意味着什么：一旦暴露，不只是身死，还有家破。 到台湾后，他以军中高官的身份出入军政要地，把日军遗留下来的防御工事、海空兵力部署、重要港口布防，一点一点记下来，通过地下党组织秘密送往大陆。 每送出一份情报，刀就往自己脖子上挪近一寸。1950年，叛徒出卖组织，台湾地下党遭严重破坏，吴石被捕。 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行刑前，他整理好军装，留下绝笔诗，自称“聊以告慰九泉”，转身走向刑场。那个曾经权势显赫的将军，最终以共产党秘密情报员的身份，倒在异乡土地。 消息辗转传回南京时，吴韶成已经17岁。之后，他照着纸条去找何康，组织安排他离开南京，去了河南一座普通工厂。 从那时起，河南的工友们眼里，他只是个话不多、干活不要命的年轻人：夜里加班抢修设备，他第一个爬上脚手架；发高烧了，还蹲在车床旁记参数，师傅骂他，他笑笑：“没事，多干点心里踏实。” 有年汛期，车间检修任务重，他把探亲假退掉，把给母亲买布料的钱捐到抗洪专用箱。工友打趣：“你爹娘不埋怨？”他说：“家里习惯了。”那句“习惯了”，谁也没听出底味，从16岁起，他就习惯了在烈士的名字后面，把自己的存在往后退一步。 很多年里，就连妻子也不知道公公的真正身份。她只觉得丈夫戒备心重：家里唯一上锁的旧木箱，他从不让人碰；每到6月，他会拿出一张已经发黄的纸，坐在炕沿上看很久，然后默默收起。 直到后来，地方档案馆整理烈士资料，需要联系亲属，厂里人才惊觉，这个从不抢功的老工人，竟是“密使一号”的儿子。 相关部门想给他办烈士子女待遇，把证书、补助送上门。吴韶成看了看，放下笔，说：“政策是好的，我心领。日子我自己能过，父亲那一份荣誉，就挂在他自己名字后面吧。” 晚年，他终于带着儿女去了一趟福建老家，又绕道去到福建、南京、河南几处纪念场所，看父亲、看当年那群“无名之辈”的名字。 回到家，他把那张日历纸平整地铺在桌上，轻声对孩子说：“记住他就好，不用记住我是他儿子。” 吴石在枪口下守住秘密，扛起的是一个时代的安危；吴韶成在生活里守住沉默，扛起的则是对父亲精神最朴素的继承，不炫耀、不索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