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钱学森回国。当时，他每个月的工资是350，后来因为来增聘为院士，每又月增加津贴100元。然而，钱学森却说：“一个月450，太多了……” 1955年的一个清冷早晨，北京西郊机场外站满了人，穿棉袄的、戴红袖章的、举着横幅的，全都探着脖子往跑道那边看。 飞机舱门一开，中等身材的钱学森提着旧行李箱走下来，鞋跟敲在舷梯上很响。 钱学森没有东张西望，脚步稳得像量过一样。 谁能想到，此前在美国的钱学森，住独栋小楼、开小车、挣着几千美元月薪。 然而，回国后，拿着350元月工的他，竟然还嫌多。 回国后的头几年，他钱学森住在科学院分的宿舍，楼下是食堂，早上卖稀饭，中午是白菜豆腐，偶尔才能赶上肉丁。 家具只有木床、写字台、一盏台灯，屋里常年堆着图纸和手稿。 他每天提着一个小布包上下班，包里除了铅笔和尺子，就是面包和苹果。 研究导弹、做模型、算弹道，他能安安静静坐一天，有时连饭点都忘。 这样的生活，对刚从美国实验室回来的他来说，并不算轻松，但钱学森自己挺自在。 他常说：“国家现在一堆事要做，科学家的日子不能太舒服。” 那时研究所，给他定的工资是350元，加上1957年评为学部委员后的补贴，总共450元。 搁当时，北京城里绝大多数人还在为几十块工资打算盘，这450元已经妥妥是高收入了。 可钱学森越算越觉得不对劲。 国家穷得叮当响，科研设备得进口、实验材料也紧缺，年轻研究员一个人盯几个项目，一台旧仪器能修几年。 钱学森看在眼里，心里发堵，总念叨着：“我的工资是不是高了点？” 旁人以为他客气，可过了几年，他真的提笔写信了。 1963年秋天，他给国防系统的领导寄去一封信，写得干干净净，每个数字都标得齐齐整整： 原来工资350元，补贴100元，加一起450元，他认为这超出合理标准，请求把补贴取消，基本工资也减一点，降到331.5元。 理由朴实：钱要尽量用在科研上，不要浪费在人身上。 组织讨论时，他被叫去列席，他站在那里，没有一点推托，语气平淡却很坚定：“国家困难，个人得让一点。” 最后这事真的批了。他的工资从那以后多年没再涨多少。 到了90年代，一张工资条在单位传开。 1996年2月，钱学森的工资是1933.08元，扣完党费到手还不到两千块。 别说什么“科学家都是这么低调”这种空话。 事实是，那几年北京菜价水涨船高，公交涨价、房租上涨，年轻人一个月工资也就几百上千。 可他这样的功勋人物，拿着这样一张工资条，连自己都笑说：“够吃就行。” 更夸张的是，他写书的稿费也舍不得留下。 出版社给他寄一万多块，他原封不动写信回去，分给合作者，剩下的去买设备。 有同事问他：“您这么多年辛苦工作，不给孩子攒点？”他摆摆手：“国家的事更重要。” 如果钱学森的贡献只停留在“清贫简朴”这四个字，那顶多算个好人。 但他厉害的地方在于，他永远看得比别人远。 1992年的那个夏天，北京闷得很，他在家里写了一封几千字的建议，讲的是汽车工业的未来。 他看到中国的城镇扩张、交通压力、能源问题，全都连成一条线。 他提出一个在当时听起来有点“疯”的方向： 别在燃油车上跟别人死磕了，直接押注电动汽车。 那一年，全球都认定内燃机还要称王几十年，美国通用刚开始试探电动车，日本也只是小范围试验。 可他在信里算得清清楚楚：等到2010年，中国汽车年产量会突破千万辆，城市污染和能源压力都会到警戒线，必须提前转向。 那封信送上去之后，国家立刻批了1500万启动资金，为中国的新能源车开了第一道门缝。 今天满街的比亚迪和各种国产电车，就是顺着他当年开的那条路走出来的。 到了今天回头看，他的判断几乎毫无偏差，甚至精准得有点可怕。 很多人问：钱学森为什么能做到这些？ 其实答案很简单，他从不把自己当成科学界的明星，而把自己当成“国家的工具”。 他对金钱淡得吓人，对责任却重得让人心里发酸。 他看到的永远不是眼前那点利益，而是几十年后的路要怎么走。 他的工资可以少，待遇可以低，生活可以简朴，但国家的方向、科研的未来、年轻人的成长，他一件也不肯放松。 他身上那种“只问能做什么，不问能拿什么”的劲，是今天我们最缺、也最该回头去学的。 一个人的力量能有多大？ 钱学森用一生告诉我们：只要心里装着国家，他一个人，就是一个时代的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