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山西长治崎岖土路上，川军47军军长李家钰裹着厚重的披风，走在队伍最前端，身形沉稳地踏过碎石与荒草混杂的路面，成了这支远道而来的队伍最醒目的旗帜。 没人忘了半年前的成都少城公园，李家钰站在誓师台上扯着嗓子喊“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时的模样。那天太阳辣得晃眼，他敞着军装领口，露出被晒得黝黑的脖颈，台下两万多川军子弟兵手里攥着的，有的是磨得发亮的老套筒步枪，有的甚至只是绑了铁尖的木棍，脚上蹬着的草鞋还沾着四川老家的泥土。 队伍出发时，百姓们往士兵怀里塞烧饼、腌菜，李家钰接过一位大娘递来的咸菜坛子，低头看见坛沿上还留着没擦干净的米汤印子，他抬手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喉咙里堵着话，最后只说了句“放心，我们打回来”。 走到长治这段路，队伍已经走了三个多月。从四川到山西，跨了大半个中国，沿途丢了不少掉队的弟兄——有的是因为脚底板磨穿了没法走，有的是扛不住北方的冷，冻得发起高烧。 李家钰每天都走在最前头，不是为了摆军长的架子，是想亲眼看看每一个士兵的状态。刚转过一道山弯，他听见身后传来闷哼声，回头就看见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兵崴了脚，坐在石头上咬着嘴唇揉脚踝，裤腿卷起来，露出瘦得皮包骨的小腿，上面还留着蚊虫叮咬的红疙瘩。 李家钰蹲下身，掀开小兵的草鞋看了看，脚踝已经肿成了馒头样，他从披风里摸出个小瓷瓶，倒出点跌打药粉撒上去，又让卫兵解下绑腿帮小兵缠紧。“娃儿，家是四川哪里的？”他问。小兵抬头，眼里还憋着泪，小声答“南充的，家里就我一个壮丁”。 李家钰拍了拍他的肩膀，没多说什么，只是让卫兵把小兵扶到骡马车上，自己则继续踩着碎石往前走，心里清楚，这些娃娃兵，都是提着脑袋来报国的，他得把他们尽可能多地带到战场，更要尽可能多地带回去。 长治当时已经成了晋东南战局的关键节点。日军从正太线一路往西压，企图打通晋南通道，友军部队在东阳关一带打得惨烈，电报一封接一封往47军军部送，字里行间都是“急援”“死守”的字眼。 李家钰带着参谋趴在山头看地形，手里的地图被风吹得哗哗响，他指着远处的老爷山说：“这里坡陡，日军的坦克开不上来，我们把机枪阵地架在半山腰，再派两个连绕到侧翼，断他们的补给线。”身边的参谋提醒他，部队的弹药只够撑三天，粮食也快见底了。 李家钰没吭声，只是从口袋里摸出块干硬的窝头啃了一口，窝头渣子掉在地图上，他抬手掸掉，说：“我的指挥所就设在前线，弹药不够，就用刺刀拼；粮食不够，我和弟兄们一起喝米汤。长治丢不得，丢了长治，山西的门户就敞了。” 他不是说说而已。当晚军部开伙，炊事员想给李家钰单独煮碗面条，被他摆手拒绝了。他端着和士兵们一样的米汤，蹲在火堆旁，听着周围的士兵聊老家的事，有人说家里的橘子该熟了，有人说媳妇还等着他回去盖房子。 李家钰喝着没什么味道的米汤，想起自己出川前给妻子写的信，只写了三句话：“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身为军人，理当奔赴前线，勿念。”那封信被他缝在贴身的衣兜里，信纸已经被汗水浸得发皱，却字字清晰。 第二天拂晓，日军的炮火就轰响了。李家钰站在指挥所的掩体里，听着外面的枪声、爆炸声，手里的望远镜一刻也没放下。看见川军士兵从战壕里跳出来，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冲向日军时，他攥紧了拳头，指甲嵌进掌心。 这场仗打了两天两夜，47军的士兵们凭着山地作战的优势，硬是把日军挡在了老爷山外。撤退的日军丢下了不少装备，而川军的阵地上，躺着不少再也醒不过来的弟兄，那个南充的小兵，也在冲锋时被日军的子弹打中了胸口，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烧饼。 战后清理战场时，李家钰站在阵亡士兵的遗体旁，脱下军帽，沉默了很久。风吹过山头的荒草，带来远处的枪声，他知道，这场仗不是结束，只是开始，还有无数的硬仗要打，还有无数的弟兄要拼。 但他从没后悔过出川的决定，就像那些长眠在山西土地上的川军子弟，也从没后悔过踏上这条报国之路。川军出川时，世人都说他们是“草鞋兵”，装备差、补给少，可就是这群穿着草鞋的兵，用血肉之躯，在华北的土地上筑起了一道防线，让日军知道，中国人的骨头，硬得很。 从四川到山西，从誓师台到战场，李家钰和他的47军，不过是千千万万抗日军人的缩影。他们带着家乡的泥土，揣着报国的执念，把生命留在了异乡的土地上，却把民族的脊梁，挺得笔直。乱世之中，从来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一个个普通人，选择了扛起责任，选择了以身许国，这些人，值得被永远记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