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签署第362号总统令：把每年11月定为“边防月”，并在与中国接壤的东戈壁省增建130公里铁丝网，预算1200亿图格里克（约3600万美元）。 蒙古对外宣称的 “防走失牲畜” 显然只是表层说法，核心还是对中蒙边境缓冲区的升级改造，背后是其应对边境摩擦和资源压力的现实考量。 2025 年以来蒙古记录的 312 起越界放牧事件，较 2024 年增长 47%，其中 85% 集中在甘其毛都和策克两个口岸之间， 这组数据精准指向了边境问题的核心区域，而这两个口岸本身就是中蒙贸易和人员往来的关键通道，周边连片的戈壁地貌让草场长势完全依赖自然降水，牧民为寻找水源和草场，很容易跨越边境线，这种自然地理条件和生产方式的限制，让越界放牧成为难以彻底根治的问题， 蒙古选择修建铁丝网，本质上是想通过物理隔离的方式，为日益频繁的边境摩擦设置一道缓冲，减少直接冲突的发生。 但这道铁丝网能解决的问题十分有限，真正让蒙古焦虑且难以通过物理手段化解的，是跨境水资源的争议。 2025 年 11 月 18 日蒙古自然环境与旅游部的通报显示，流入俄罗斯贝加尔湖的色楞格河上游断流 21 天，创下三十年以来的最严重纪录，流向中国呼伦湖的克鲁伦河水量也减少 18%，水资源的短缺正在加剧区域生态压力和跨境矛盾。 更敏感的是蒙古计划在肯特省修建一座蓄水 500 万立方米的小型灌溉坝，这一计划很可能进一步影响跨境河流的水量分配，引发周边国家的关切。 要理解这一系列举措背后的逻辑，就必须结合蒙古当前面临的生态和发展困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25 年的监测报告显示，蒙古国 70% 以上的土地已经退化，荒漠化面积年均扩张 5200 平方公里，南部戈壁地区年沙尘暴天数超过 90 天，这种严峻的生态状况根源在于过度放牧和矿业开发的双重压力。 自 1991 年畜牧业私有化以来，蒙古的牲畜数量从 2500 万头飙升至 7100 万头，远超草场 3300 万头的承载能力，其中山羊占比从 18% 升至 40%，这类牲畜对植被的破坏极强，直接导致植被覆盖率从 35% 降至 18%。 与此同时，作为全球第二大稀土储备国，矿业占蒙古 GDP 比重超过 25%，露天开采每年吞噬 3.2 万平方公里土地，仅南戈壁省的地下水位就年均下降 1.5 米，矿渣中的重金属还形成毒性尘埃扩散，进一步加剧了生态恶化。 生态的持续退化让蒙古的水资源愈发紧张，该国年均降水量仅 230 毫米，南部地区更是低至 50 毫米，且气温上升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倍，2025 年的极端气候进一步加剧了干旱，这也是色楞格河断流和克鲁伦河水量减少的重要原因。 水资源的短缺直接影响农牧业生产和民众生计，在这样的背景下，蒙古对跨境水资源的依赖度不断提升，修建灌溉坝的计划本质上是为了保障自身农业灌溉需求， 但跨境河流的流动性决定了任何一方的水资源开发都会影响到上下游国家的利益，这就需要遵循跨境水资源利用的国际规则和双边协议。 中蒙早在 1994 年就签订了《关于保护和利用边界水协定》，明确规定双方应公平合理利用边界水，不得对另一方造成损害，任何开发利用活动需经边界水联合委员会协商达成协议，蒙古计划修建的灌溉坝如果未经与中国协商，很可能违反这一协定，加剧双方在水资源利用上的分歧。 从边境管理的角度来看，中蒙边境线长达约 4700 公里，部分地段的界碑因自然侵蚀存在标识模糊的问题，给边界管控带来了天然难度。 甘其毛都和策克口岸作为中蒙贸易的核心通道，2023 年策克口岸的过货量就达到 1913.19 万吨，创历史新高，频繁的贸易往来和人员流动本就增加了边境管理的复杂度，再叠加越界放牧的问题，让蒙古的边境管控压力持续攀升。 修建铁丝网可以在短期内提升部分区域的管控效率，但从长期来看，这种物理隔离手段无法解决生态退化和资源短缺的根源问题，反而可能影响边境地区牧民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甚至对中蒙边境贸易的便捷性产生一定影响。 更值得关注的是，蒙古的水资源问题还涉及俄罗斯，色楞格河流入贝加尔湖，其断流情况不仅影响蒙古和俄罗斯的水资源利用，也会对贝加尔湖的生态系统造成冲击，这让区域水资源争议从双边问题延伸到多边层面。 蒙古在水资源开发上的任何举措，都需要兼顾中、俄两国的利益，否则很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而从生态治理的角度来看，蒙古的荒漠化和水资源短缺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跨境沙尘已经开始影响中国北方地区的生态环境，这说明区域生态问题需要多国协同治理，单纯依靠一国的单边举措难以从根本上解决。 蒙古修建铁丝网和规划灌溉坝的行为，反映出其在应对自身发展和生态压力时的急切心态，但这种单边行动往往难以兼顾各方利益，反而可能加剧区域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