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一叛徒来找柯麟看病，柯麟当即认出了叛徒，但他没露声色，不慌不忙地给叛徒看完病，然后以取药为名，暗地里派人通知中央特科。 1991 年北京医院，81 岁的柯麟颤抖着签下遗体捐献书。 从上海石库门的除奸勇士到医学泰斗，他用一生诠释奉献。 那份跨越世纪的忠诚，藏在药箱与手术刀之间。 弥留之际，他拉着弟子的手：“解剖我的遗体，让学生们多学些真东西。” 这句嘱托，呼应着他 1925 年入党时的誓言。 当年岭南大学医学院的高材生，从未忘记医者初心。 即便潜伏敌营，手术刀也始终向着正义与光明。 1941 年香港九龙，“达德学院” 的课堂上掌声雷动。 柯麟以教授身份为掩护，实则是华南地下党核心联络人。 日军封锁香港时，他带着药箱穿越枪林弹雨。 护送邹韬奋、茅盾等文化人撤离，药箱里藏着救命针剂与情报。 谁能想到，这位文质彬彬的教授，曾在上海法租界智除叛徒。 1929 年那个清晨，叛徒王阿木穿着细棉布衬衫走进诊所。 柯麟搭脉的瞬间，已看穿其打探情报的阴谋 —— 三个月前他失联后，三名同志遭捕杀。 “你先坐，我给你号完脉开方取药。” 柯麟语气平和，指尖却攥出冷汗。 问诊时，叛徒絮絮叨叨打探老熟人近况，眼神频频瞟向诊室角落。 柯麟一边应和，一边飞快盘算：后门联络点的学徒小林，是特科训练过的联络员。 他故意放慢写药方的速度，用毛笔在纸上虚划 “取药” 二字，暗示小林待命。 “药材在里屋晾干着，我去取，你稍等。” 柯麟起身时，顺势碰了碰桌下的暗号铃铛。 穿过屏风的刹那，他从墙缝掏出油纸裹着的铅笔，写下 “王阿木出现，速报特科”。 后院晒草药的小林闻声回头，柯麟将纸条塞进甘草包，压低声音：“送静安寺路茶馆，找灰布长衫，说‘三号药需加急’。” 小林会意，抓起药包从后门疾行，蓝布衫在弄堂里一闪而过。 柯麟整理好神色返回诊室，手里提着配好的安神药包。 这并非孤例。 1930 年，他在诊所为受伤的特科同志做手术。 巡捕突然破门，他顺手拿起碘酒泼向伤口：“急性阑尾炎穿孔！” 浓烈的消毒水味掩盖了血腥味，成功骗过敌人。 手术台上的沉着，与除奸时的冷静一脉相承。 1929 年的诊所里，柯麟叮嘱叛徒：“每日三次，饭后服用，三天复诊。” 实则在拖延时间，为特科行动小组争取部署机会。 半个多小时后，特科行动小组按约定赶到。 当叛徒哼着小曲走进僻静处，队员们迅速合围，没费一枪一弹将其制服。 根据叛徒供出的线索，组织及时转移了三处秘密联络点。 1956 年北京，柯麟站在卫生部会议室慷慨陈词。 他力主在偏远地区建立基层医疗站，“让农民看病不用跑百里路”。 为了调研，他带着药箱徒步穿越陕北黄土高原。 脚上的布鞋磨破三双，却换来二十多个县的医疗网点规划。 这份务实，源于他早年的革命经历。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回乡开办诊所。 白天为百姓治疟疾、种牛痘，夜里组织农会。 军阀搜捕时，药箱既是行医工具，也是革命武器 —— 传单藏在草药下。 1965 年云南疫区，65 岁的柯麟亲自带队奔赴一线。 当地爆发烈性传染病，医护人员人人自危。 他第一个穿上防护服走进隔离区，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救治患者。 半个月内控制疫情，村民们跪地感谢：“柯医生是活菩萨！” 鲜为人知的是，他曾为陈毅元帅诊治枪伤。 1947 年山东解放区，陈毅中弹后高烧不退。 柯麟冒着炮火赶来，在土窑洞里做清创手术。 没有麻醉药，他握着元帅的手：“忍一忍，革命还需要你。”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 亲手制定 “医德为先” 的办学理念，拒收任何礼品。 办公室里只有一张木桌、一摞医学书籍和一个旧药箱。 那是 1929 年除奸时用过的药箱，边角早已磨得发亮。 晚年的他，仍坚持每周义诊。 无论贫富，患者一律平等对待。 有富商重金请他看病，他婉拒：“治病救人不分贵贱。” 却为贫苦百姓垫付医药费，用退休金资助医学贫困生。 1991 年，柯麟的遗体被送往医学研究院。 解剖台上，他的肺部有早年潜伏时留下的枪伤疤痕。 肝脏因长期熬夜工作受损，双手布满手术与劳作的老茧。 学生们含泪解剖，读懂了何为 “以身许党，以医济世”。 如今，上海辣斐德路的红色纪念地人流如织。 当年受他资助的学生，不少成为医学界领军人物。 柯麟的一生，从未追求名利。放弃留洋机会，选择潜伏敌营；身居高位，却保持简朴。 他用手术刀救治生命，用智慧守护革命，用奉献诠释人生。 主要信源：（广东政协——【文史】柯麟：一位医界巨擘的红色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