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徐向前骑马经过一堆尸体，这时，他发现一具尸体动了一下，就让人把他救起来，谁知此举，竟为新中国救下了一位了不起的战将！ 那一年的十月，上甘岭被炮火翻来覆去折腾了不知多少遍。 秦基伟只好靠着断断续续的回报来判断。 第四十五师第一三五团伤亡很重，他一听就有数，赶紧和洪学智商量，要了一个火箭炮营上去透一口气。火箭炮往敌军占据的左右两翼高地一通轮射，前面的联合军被打得人仰马翻，那种乱象在许多亲历者的回忆里说了很多年。 联合军没甘心，十月二十五日又往前线扔了三个加强营，重新把表面阵地压了上来。那时候秦基伟已经七天七夜没合过眼，脸上全是烟尘，嗓子都喊哑了。 看着伤亡数字往上蹿，他咬着牙给第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下了一个“缩回去”的命令，让前沿部队全部钻进坑道，学孙悟空钻肚子，地面让给敌人，枪口留在地下。 坑道里光线昏黄，十八九岁的志愿军战士蜷在墙边，手里捏着手榴弹和冲锋枪，听着上面钢铁摩擦的动静，有人悄悄在泥墙上刻字，有人干脆靠着枪托打个盹。 敌人一点点向坑道口摸过来，近身厮杀一轮接一轮。 十月二十六日，王近山带着第三十一师赶到，和第十五军一起打反击，上甘岭这块小小高地在十一天内被写进战史。这个军长后来被授予一九五五年中将、一九八八年上将军衔，听起来顺理成章。 可往前倒一倒，会发现他的命有一截是从死人堆里拽出来的。 往前推十五年，一九三七年冬天的河西走廊也不安生。 高台城扛了十多天，红五军和红十军死守，最后城破，军长和三千名官兵倒在残垣断壁间。马家军带着一万多骑兵、两门山炮，顺势往东，奔着临泽去，打算再咬下一块。 临泽城里只有机关干部、勤杂人员和医护人员一千二百人，大多握惯的是笔和药瓶，不是步枪。全城最像样的武器就一挺轻机枪，子弹也不多。供给部长郑义斋一看形势，心里有数，找来了自己的“秦科长”，把守城的担子压在他肩上。 这位“秦科长”，其实早就是在火线上摸爬滚打过的营长、团长，只是因为部队扩了八万，干部紧缺，当过补充师师长，过草地时整编，又被拉去管粮食。从前沿到后勤，看起来像是被命运拐了个弯。 临泽城外的马家军越聚越多，到一月二十四日天快黑的时候，营帐和篝火在城外一圈圈铺开，城像塞在铁桶里。 天刚蒙蒙亮，山炮开口，城墙被砸出豁口，梯子往墙上一架，骑兵扔掉缰绳，就往上爬。 城头上的守军全是临时拼起来的，秦基伟让人烧水，把大锅里的水烧得翻滚，等敌人脑袋刚探上来，开水一盆一盆浇下去，石头、手榴弹跟着招呼，梯子带着人一块儿被推下城去。 马家军以骑兵见长，在野地里冲锋如风，挤在城根底下抬梯子，长处全废了。 城头上的人把手磨破了，把水烧干了，换班继续往上丢石头。 打到中午，敌人伤亡差不多折了一半，还是没能站稳城头。黏糊的攻城战拖了三天三夜，城外的篝火有时候亮得扎眼，有时候熄得七零八落，人在疲惫时心也会松懈。 秦基伟就等这个当口。 一个黑夜，他悄悄把最能打的一批人收拢，把九百名红军和守城队编成几股小队，从不那么显眼的地方摸出城去。临泽城里留下二百头骆驼，拴好，做个“还在坚守”的样子。 马家军第二天天亮冲进城，看到的是空荡荡的街道和两百头受惊的牲口，人早就顺着夜色钻出包围圈，朝东去和红三十军会合了。 那一仗下来，红军付出三百多人的伤亡，打掉敌军两千多人。临泽这块关节点没丢，否则河西走廊这条线就得塌下一大截。战史里往往只留下一句“以少胜多”，背后是一天一夜、一盆一盆滚烫的开水和一袋一袋被扔光的石头。 临泽之前，这个人的名字其实就已经在战斗序列里晃悠了。 黄安一带，嶂山阵地丢了，红四方面军前沿告急，他带着第二营护着总指挥徐向前在前线组织反冲锋，拼命把阵地抢回来。 那时候的秦基伟，还是个冲在最前头的营长，打仗不怕往前凑，自然也就被记住了。 真正拐弯是在一九三二年。 黄安之后一年，他在麻城战斗中胳膊中弹，伤口没有好医生管，拖着拖着就化脓发烂，被塞进伤病队。到了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撤出根据地，踏上三千里西征的路，他拖着一条烂到半截的胳膊咬牙跟队。没挪几天，高烧把人放倒，最后只能躺上担架。 高烧烧了四天，人昏迷着，气息轻得快摸不出来。 担架班一路撤退，一路往路边堆放牺牲的战士，忙得昏头，看到他这模样，只当是又多了一具烈士遗体，就把他放进尸堆里，盖上破军衣，转身去抬下一个。 这时候徐向前骑着马从那片地方经过，瞟了一眼那堆死人，发现有一具身子微微动了一下。 马缰绳一勒，人就下去了，让警卫员把那具“尸体”翻出来，才看清是秦基伟，胸膛还能微微起伏。 总指挥没多想，把自己的战马让出来，把人扶上去，吩咐赶紧往四川北部送，在山里找了一位老中医，用草药一点点把命拽了回来，连那条本来要锯掉的胳膊也捡了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