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毛主席是正确的，他说的都对，的确是英明论断。 新中国立起来那几年，街上尘土还没落稳，国家往哪走，没人敢拍胸脯。 毛主席先给了一个“稳”字当头的判断：新政权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先恢复再建设，社会主义得往后挪一挪。1949年前后，他看着被战争拖空的国民经济，很清楚农业和手工业占了绝大部分，差不多九成都还是小农、小作坊，私人资本主义抬头，国营工业只是个架子，就估摸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二三十年，这在当时是个顺理成章的说法。 几年工夫，现实把这笔账往前推了一把。 土地改革铺开，农民分到地，互助组、合作社在村口挂起木牌；城里“三反”“五反”连着搞，资本家围着账本打转，国营工商业产值一点点压过私营。 抗美援朝一开打，大家真正明白：要保家卫国，没有自己的现代工业，光有热血不行。苏联援助的一百多项重大工程陆续上马，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提前完成，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三年准备”提前交卷。 外面的眼光一开始并不轻松。苏联一边援建，一边又拿放大镜看中国。 斯大林一度把毛主席归到“半个铁托”一类的人里，这话传到北京，味道不算好受。按常理讲，很多人会紧紧抱住原来说过的“二三十年”，不敢乱动。毛主席没有这样躲，他选择把盘算摊开。 1952年10月，刘少奇带团去莫斯科参加苏共十九大，手里捏着一封给斯大林的信，把中国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对过渡时间的新估计写得明明白白，还特意说明这只是若干同志的设想。 10月24日，斯大林接见中共代表团时，当面说看过来信，认为中国关于过渡的想法是对的。刘少奇立刻发电报回国，外部那层阴影薄了不少。 外边松一分，里边就更要稳一分。 1952年9月24日，毛主席在书记处会议上抛出那句后来经常被引用的话：“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与会同志听着并不惊讶，谁都能感觉到形势在往前推。 同年11月，他在中央高层会议上强调，过渡时期要消灭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工商业，但要有步骤；1953年1月，又点出税收、劳资关系、商业调整、资金短绌四个难题，提醒全党这些账没算清，谁也别轻易把“过渡”挂在嘴边，他对这类大问题的态度，就是逐条算账。 真正让他对那句“十到十五年”的判断心里踏实，是南下调查之后。 1953年2月，他坐专列往南，从河北到中原、江南一路看过去，县里的、地里的、省里的干部轮番上车、到江边、上军舰汇报。 谈来谈去，绕不开几件事：农民愿不愿意进互助组、合作社，资本家怎么看公私合营，基层干部担不担心走错路。 毛主席把新民主主义讲成一段必须经过的路，而不是终点；讲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大致需要三个五年计划，与国家工业化一起推进；讲资本家不全是一笔勾销，只要不搞反革命，就给事做、给饭吃，有一部分人可以跟着一起走进社会主义。 这些插在旅途里的对话，最后在中南海颐年堂合到了一起。 2月27日晚，政治局开会，他把过渡时期比作过桥，走一步算一年，十步、十五步走完，就到了新岸。他明确提出，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稍微长一点的时间里，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同时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那一夜，与会同志心里都有数：方向定了，节奏也有了，这条路不是拍脑袋，而是一步一步推出来的。 接下来，就是把这条路写进制度。毛主席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界定为一个过渡时期，把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绑在一起，说这是照亮各项工作的灯塔。 全国财经会议上，他亲自盯着《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这一稿，强调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把资本主义所有制一步步往前推，提醒同志们别忘记自己要往哪边走。 后面的实践，就是给这句判断做检验。 1953年以后，“一化三改造”展开。工业化这一头，援建项目铺开，第一个五年计划在1956年底基本完成，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站住了脚。 三大改造那边，资本主义工商业被纳入国家计划，经营范围、价格、利润、市场都有了新规矩。 到1956年底，原有私营企业里，走上公私合营道路的占到99%，工业总产值中，国营企业占68.2%，公私合营企业占31.7%。农村这边，从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合作社越办越多，1956年底，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户达到96.3%，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占87.8%，农业私有制改造的局面基本定型。 等这些数字一条条摆出来，人们再回头看1952年那句“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味道就变了。起初听着有点大胆，时间一拉长，当年的估计变成现实里的制度和生活，很多人在回顾那段路时，脱口而出那句话：“事实证明毛主席是正确的，他说的都对，的确是英明论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