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7日，63岁的陈独秀于四川病逝后，给34岁的妻子留下遗嘱：“我死之后，你可自主改嫁，但有一事你要牢记在心。那就是不可用我名义去卖钱，教育部寄来的钱也不能动用，生活务求自立。”这份遗嘱里，“改嫁自由”和“不许卖名”像两根扯着的线，一头是男人对妻子的体谅，一头是知识分子最后的体面。 34岁的潘兰珍站在江津的土坟前，手里攥着这张纸，风把纸角吹得卷起来，她却把指节捏得发白这个连自己名字都写不流利的女人，突然成了这份“体面”的守门人。 1930年的上海，石库门的弄堂里飘着煤炉味。 陈独秀蛰居在二楼，化名“李先生”靠教几个孩子古文换米。 楼下摆地摊补袜子的潘兰珍，总在收摊时抬头看那扇亮着灯的窗。 有天她鼓起勇气问，能不能借本识字的书，窗里递出的竟是本泛黄的《新青年》合订本。 后来她才知道，那些被她翻得起毛边的书页里，藏着一个搅动过时代的灵魂。 1932年10月，公共租界巡捕房的警笛声划破夜空。 第二天《新闻报》头版登着被捕者照片，潘兰珍盯着报纸上“陈独秀”三个字，突然想起他总在深夜写东西时，会轻轻摩挲无名指上那道旧疤那是当年办《新青年》时被印刷机轧的。 她没哭，只是把摊收了，去布店扯了块蓝布，连夜缝了件棉袍。 每周天不亮就从上海挤火车去南京，老虎桥监狱的铁门每次开时，她手里的布包都捂得更紧里面是棉袍，还有坛家乡腌菜。 牢里五年，她成了他和外界的线。 陈独秀写的《实庵字说》手稿，她缝在棉袄夹层带出来；托人找的参考书，她用粗线装订成册，在页边画小记号注明“李先生要的”。 有次狱警翻她的包，看见那些写满批注的书稿，问这破烂有啥用，她只说“先生教书要用的”。 后来这本书出版时，扉页上没有她的名字，但每个字缝里都浸着她手上的针脚。 1938年西迁重庆，陈独秀眼疾越来越重，看字要凑到鼻尖。 潘兰珍就每天坐在窗边，把报纸上的新闻念给他听，遇到不认识的字，就用手指在他手心里画。 他写《小学识字教本》，她帮着抄录，抄到“人”字时，他突然说“这个字最难写，要站得直才像人”。 那时他们住在江津鹤山坪的破屋里，每月四十元稿费不够糊口，她就接些缝补的活，夜里在油灯下纳鞋底，针脚密得能数清。 1942年春天，陈独秀已经吃不下饭，拉着她的手反复说“教育部的钱不能动，那是拿名声换的”。 她点头，把他写的遗嘱叠成小方块，塞进贴身的荷包。 他走后，胡适托人来说，南京文史馆有个职位，她摇头；有人出高价想买他的手稿，她指着荷包说“先生说了，这东西不卖”。 后来她在上海广肇公学食堂当炊事员，每天天不亮揉面，袖口磨出洞就用补丁补上，养女陈玉莹书包上的补丁，和她袖口的针脚一模一样。 1949年5月，上海肿瘤医院的病房里，潘兰珍把一个布包交给同乡学者陈钟凡。 里面是陈独秀的手稿，还有本她自己用红笔标满注音的《新青年》。 她没说什么，只是指了指布包角落绣的“兰”字那是陈独秀教她写的第一个字。 窗外传来解放的鞭炮声，这个守了一辈子“自立”的女人，终于可以松开攥了七年的遗嘱。 她用最普通的方式，让那个写过“德先生赛先生”的男人，在乱世里守住了最后一点干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