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中国对日本出口管制的第一个政治效应开始出现了。高市早苗已经认真考虑在1月23日的国会开议后迅速解散国会并重新大选。那么，如何理解高市早苗这个行动背后的主要原因呢？ 第一：中国对日本的出口管制和反倾销调查是一个直接原因。 中方1月6日宣布的上千项两用物项对日出口管制，涵盖稀土、镓、锗等关键战略资源，而日本40%的镓供应依赖中国，71.9%的稀土进口来自中国，这些资源正是日本高超音速导弹、F-35隐形战斗机等先进武器研发的核心材料。 连美国向日本出口的"战斧"巡航导弹都离不开中国关键矿物支撑，紧接着1月7日中方又启动对日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双重举措精准击中日本"寓军于民"的产业命脉。 据日本大和综合研究所测算，若相关资源供应长期中断，日本实际GDP将下降1.3%至3.2%，约7至18兆日元，制造业产出降幅超5%，汽车等运输机械行业更是可能暴跌17.6%，就业人数或减少90万至216万。 经济界的恐慌已传导至政坛，高市早苗的支持率从上台初期的近60%跌至40%，在野党更是直接质询其需为企业千亿日元损失负责，这种压力下，解散国会大选成为她转移民众注意力、规避问责的直接抓手。 第二，重新大选更是高市早苗落实其强硬政策的必然选择，毕竟当前的执政基础根本撑不起她的鹰派野心。 高市上台后抛出的施政方针充满保守强硬色彩，一边主张减税一边要扩大防卫支出，2026财年防卫相关预算高达9.04万亿日元，较2018财年增幅约70%，但对于资金来源却含糊其辞。 更关键的是，她领导的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的"阁外合作"本就松散，两党在众参两院的合计议席均未过半，这种"可随时抽身"的合作模式让政策推进举步维艰，此前年度补充预算审议已步履维艰，2026财年预算案要在3月底前通过更是难如登天。 翻看日本政坛历史，安倍晋三2017年就曾试图通过提前解散众议院大选奠定执政优势，即便最终因反对党合流导致政坛洗牌未能完全如愿，却也成为政客突破政策阻力的惯用套路。 高市显然想复制这一思路，希望通过大选重塑国会格局，争取稳定多数席位，让自己的防卫扩张、对华强硬等政策能顺利落地，毕竟没有稳固的国会支撑，再激进的主张也只是空中楼阁。 更深层看，这一选择充满"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意味，高市早苗实则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表面上她的内阁支持率高达73%，但自民党的政党支持率仅30%，这种"支持率倒挂"堪称政治隐患，《读卖新闻》民调显示，愿意在比例代表选举中投票给自民党的受访者仅18.2%。 更糟的是，以往的盟友公明党集票能力大幅下滑，每个小选区仅能动员1万至2万张选票，潜在盟友日本维新会因"削减众议院席位"承诺未兑现可能倒戈，自民党内部早已弥漫焦虑，担心内阁高支持率无法转化为选票。 国内经济更是雪上加霜，2026年日本经济增速预计仅1.3%，日元贬值引发输入性通胀，米价物价齐涨导致民众购买力缩水，这些民生困境都让执政压力持续攀升。 在出口管制的外部冲击与国内执政困境的双重挤压下，高市早苗根本没有更多选择，解散国会大选更像是孤注一掷的无奈之举，试图靠选举重新定义政治议程，摆脱当前的被动局面。 而这种被动应对的本质，注定了局势发展难以按高市早苗和自民党的设想推进。 回顾2017年安倍晋三贸然解散众议院大选，本想借反对党混乱巩固优势，结果却因小池百合子成立"希望之党"引发政坛大洗牌，最终导致自民党选情岌岌可危，还被视作日本政改失败的标志。 如今高市的处境比当年的安倍更艰难，她的大选计划本身就存在多重制约，即便顺利大选，新一届国会要在3月底前通过2026财年预算案几乎不可能，一贯标榜重视经济的她势必遭到在野党"言行不一"的猛烈攻击。 更何况，中方出口管制并非短期举措，而是针对日本军国主义倾向的精准规制，只要日本不改变干涉中国内政、推进军事扩张的行径，相关压力就会持续存在，这绝非一次大选就能化解。 自民党内部的分歧、盟友的摇摆以及民众对经济民生的不满，都可能让大选结果超出预期，即便高市侥幸保住执政地位，其政策推进仍会阻力重重，这场被动发起的政治豪赌，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