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后，王稼祥第一个提出：“现在到了把李德、博古轰下台的时候了。”

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后，王稼祥第一个提出： “现在到了把李德、博古轰下台的时候了。” 中央红军1935年1月进入贵州遵义地区，国民党军队受阻于乌江，无法迅速进攻，这为部队整顿提供了空间。王稼祥抓住时机，首先向毛泽东陈述观点：当前需撤换李德与博古职位。他主张中央政治局组织扩大会议，讨论领导权及政治军事方向调整。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响应，三人展开对话，针对红军现状交换意见。这一提议源于过去积累。在江西苏区，他参与操作看到毛泽东指导行动取得进展，其他方式频生问题。长征初期湘江战役损失过半，进一步强化他对指挥的质疑。在担架上行进时，他回顾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如敌军合围下红军被动导致兵力锐减。毛泽东安排王稼祥、张闻天与他同行，便于三人讨论军情。这小组途中多次分析战略偏差，如早期计划忽略地形导致部队暴露风险。他们形成共识：必须更换领导层，避免更大损失。 从通道会议起，红军行动方针争论展开。1934年12月中旬，会议讨论转向贵州还是北上。李德坚持原有方案，未考虑国民党湘西布防。毛泽东提出西进贵州避开敌主力，王稼祥发言支持，指出原有计划不切实际。尽管博古与李德否决多数意见，会议部分调整行军方向。通道会议后，部队前进穿越山地，面对补给短缺。黎平会议12月下旬召开，焦点是下一步目标：坚持北上湖南还是转入贵州。李德主张原有路线，实际情况国民党已封锁通道。毛泽东建议黔北创建基地，王稼祥附议，列举湘江战役伤亡数据。会议通过毛泽东部分提议，决定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转向贵州，这积累变革势头。但博古与李德仍控制决策，王稼祥认识到不改组指挥红军仍面临威胁。 抵达遵义前，王稼祥主动联络关键人物。他先与张闻天会面，阐述会议必要性，包括长征损失统计，从江西八万余人减至三万左右。张闻天同意，两人讨论组织方式，避免分裂。随后，他找周恩来，周恩来赞同召开扩大会议，提到军事需注重游击原则，王稼祥确认分享江西机动战案例。王稼祥扩展支持，与聂荣臻交流，聂荣臻支持毛泽东参与指挥。王稼祥记录观点备会议使用。这一过程涉及更多同志。他联系刘伯承，刘伯承描述四川敌情复杂，同意调整，强调基层部队不满。彭德怀列举第五次反围剿阵地战缺陷，支持会议召开。杨尚昆分享情报经验，指出过去延误失利，同意纳入组织讨论。 通过这些对话，王稼祥收集意见，避免孤立风险。他确保同志了解危局，如国民党追击动态及红军弹药短缺。多数人基于经历认可纠正方向。这些努力形成共识，为政治局扩大会议铺路。王稼祥协调包括议程草案，如回顾军事失误再讨论调整。他考虑会议地点在遵义城内，确保安全。黎平会议后行军渡乌江遇阻击，王稼祥注意到士兵执行新方向积极性增加，强化变革紧迫。与毛泽东商议，细化目标包括确立集体领导取代独断。抵达遵义后，他监督布置，如通知参会名单包括政治局成员与军团负责人，确保材料准备如地图显示贵州战略价值。这些行动推动会议条件成熟，确保讨论聚焦问题如军事路线转向。 遵义会议召开后，红军调整方向，继续长征取得成功。王稼祥加入三人军事小组，参与指挥决策，如四渡赤水迷惑敌军。会议批判以往军事失误，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集体领导，调整战略。这次会议成功得益于王稼祥首倡与联络，没有他的推动红军可能难及时转向正确路径。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军委副主席，推动军队建设，如创办抗日军政大学组织干部培训。解放战争中，他贡献于东北战场，协调后勤供应。新中国成立后，他任首任驻苏联大使，处理外交事务，如签署多项协议。他长期从事对外工作，推动中苏关系发展。1974年1月，王稼祥在北京逝世，享年68岁。他的贡献被党史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