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夏，行刑后的马场町刑场，一具具遗体已经开始腐烂。2个青年偷偷过来，在尸堆中寻找，终于找到了已经肿胀变形的遗体，抬到火葬场。秘密火化后，骨灰被送到一女青年处，女青年选择跳海运回骨灰盒。 这具遗体属于陈宝仓，一位在国民党军中身经百战的中将，最后却因“通共”被蒋介石下令处决。 他不是普通的军官，而是抗战时期在淞沪、武汉、昆仑关、桂南等战场上都留下过战功的人。 1937年，他在昆山率工兵坚守前线百余天，为百姓撤离争取时间。1938年，他在武汉会战中组织城防工事，又在德安战役中协助击毙日军联队长。 1940年，他调任第四战区副参谋长，负责两广军政，后来更是在靖西指挥所顶住日军多次进攻，让那片土地在抗战中始终未被占领。 他打过日本人，也打过共产党，但越打越明白，真正毁掉中国的不是战争，而是腐败和内战。 他曾在山东担任第四兵站总监，负责调拨军粮军需，可他看到的却是军队抢粮、官商勾结、百姓挨饿。 他开始怀疑，这场内战到底为了谁。 他私下把三万斤地瓜干“弄丢”，实际上送给了缺粮的解放区部队。 这件事最终被王耀武告发，蒋介石一纸命令将他免职。 从那一刻起，他彻底对国民党失望。 他不是突然转变的，而是一步步看清了这个政权的本质。 他早年在武汉分校任职时，就接触过中共的抗日主张，也认识了不少共产党人。 他和保定军校的老同学吴仲禧关系密切，正是通过吴仲禧，他开始与中共地下组织建立联系。 1948年，他秘密加入民革，决心为国家统一和人民解放出力。 1949年，他主动要求随军赴台，明知危险，却义无反顾。 他带全家去了台湾，妻子和三个孩子都成了掩护他身份的“道具”。 他在台担任“国防部”中将参议，利用职务之便，搜集台湾各防区的兵力部署、防御工事等情报。 这些情报被他亲手整理成表格，交给吴石，再由吴石通过朱枫等人传回大陆。 他不是孤身作战，而是一个情报网中的关键一环。 吴石是他的战友，聂曦是联络人，朱枫是交通员。 他们之间没有公开的组织关系，却有着共同的信念。 1950年初，蔡孝乾被捕叛变，整个地下网络开始崩塌。 吴石先被捕，随后朱枫、聂曦落网。 起初，陈宝仓并未被列为重点怀疑对象。 可国民党特务在搜查吴石家时，发现了一份手写的情报，笔迹经鉴定正是陈宝仓的。 他被迅速逮捕，关进牢房。 在狱中，他遭受酷刑，却始终没有供出任何人。 他只承认与吴石有情报往来，但坚称这是“工作交流”，不是“通共”。 他没有求饶，也没有辩解，只是平静地写下给老友段翔九的绝笔信：“弟已被判死刑，请转知家属，死后即用火葬。” 字迹工整，语气平和，像在交代一件寻常事。 1950年6月10日下午，马场町刑场，枪声响起。 陈宝仓与吴石、朱枫、聂曦一同就义。 他死时，右眼早已失明——那是抗战时被日机炸伤的。 可他的心，比谁都看得清楚。 他死后，遗体被弃于刑场，无人敢收。 直到两个年轻军需官陈克敏和唐辉麟冒险潜入，才在尸堆中找到他。 那时正值盛夏，尸体已经发黑肿胀，两人强忍悲痛，连夜抬往火葬场。 唐辉麟塞给火化工600元，才得以秘密火化。 骨灰被送到他女儿陈禹方手中，她抱着盒子哭到几乎昏厥。 但危险并未结束，骨灰一旦被发现，必遭毁弃。 家人决定将骨灰送回大陆。 陈禹方找到同学殷晓霞，对方即将前往香港。 她跪下来请求，殷晓霞含泪答应。 1950年7月，殷晓霞带着行李登船，骨灰盒藏在箱中。 船快靠岸时，港英警察严查证件，她没有入港许可。 情急之下，她丢掉所有行李，只将骨灰盒绑在胸前，换上泳衣跳入海中。 她游了多久没人知道，只知道她最终上岸，把骨灰交给了接头人。 骨灰湿了，但她完成了承诺。 1952年，毛泽东亲自签署第0009号《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追认陈宝仓为革命烈士。 1953年，他的骨灰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李济深亲自主持公祭，称他“由旧式军官走上革命道路”，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贡献。 多年后，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落成，他的塑像与其他三位烈士并肩而立，面朝台湾。 他们没有等到统一的那一天，但他们用生命为后来者铺了路。 历史不会记住所有名字，但有些人，一旦被记住，就再也无法被抹去。 陈宝仓不是天生的革命者，而是一个在时代洪流中看清方向的人。 他本可以安享晚年，却选择回到风暴中心。 他本可以保全家人，却让他们一同赴险。 他用死亡证明，一个人的信念，可以比生命更重。 而那个在海中抱着骨灰盒游向岸边的年轻女孩，也成了这段历史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他们都不是主角，却共同写下了最动人的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