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教授说了句大实话，台下掌声就没停过，他说，两千年，中国，从没跨过那片海去打他们。一次都没有。反倒是他们，隔三差五就想把战火烧到中国家门口。 这位教授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海量史料基础之上。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早在大航海时代前就掌握了先进造船技术。从秦汉起，沿海居民就利用季风规律，搭建简易木筏出海捕鱼和贸易。这种积累到明朝达到巅峰，却始终服务于经济交流，而非军事扩张。相比之下，欧洲列强从15世纪起，以探险为名推行殖民体系，导致全球格局剧变。教授强调，这种不对称并非偶然，而是文化与战略选择的产物。理解这一点，能帮助我们审视当下南海或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避免简单化解读。历史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层层叠加的因果链条。教授的直白陈述，提醒人们：和平本该是海洋的常态，可现实往往被野心扭曲。 中国海上活动的本质，从来是互通有无，而非剑拔弩张。郑和七下西洋，便是典型例证。1405年至1433年，这支庞大舰队累计航行距离超过10万公里，途经30多个国家。船队携带的货物包括丝绸、瓷器和茶叶，主要目的是建立外交关系和开辟贸易通道。在东非和阿拉伯地区，他们交换当地特产如象牙和香料，从未强占土地或建立据点。相反，舰队在遭遇海盗时，仅限于自卫反击，事后即撤离。这与同时期欧洲探险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往往伴随武装登陆和资源掠夺。郑和航海的记录保存在《明实录》中，清晰显示其和平导向。这样的实践，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和为贵”的执着追求，也为后世提供了非殖民模式的范本。 追溯更早，汉朝开通海上丝绸之路时，也未见军事痕迹。公元前2世纪起，商船从南海沿岸出发，抵达东南亚诸国，运载漆器、铁农具和纺织品。交易现场多在港口码头进行，当地部落首领提供香料和宝石作为回报。朝廷通过市舶司管理这些活动，确保税费公平征收，却从不派兵护航或干预内政。唐宋时期，这一路线进一步扩展，广州港成为国际贸易中心，吸引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云集。宋朝的指南针和水密舱技术，让商船能在季风中安全穿梭，但出海者仍是民间船主，而非官军。元朝虽以蒙古铁骑闻名，其海上行动也局限于防御。两次东征日本的失败，源于台风阻挠，而非战略失误。这些事例共同证明，中国两千年出海史，始终以经济纽带为主轴，避免了跨海征服的冲动。 西方航海的转向，则从探索滑向霸权。1492年，哥伦布率队抵达美洲，第一步便是宣称土地归西班牙所有。随后的登陆行动中，船员使用火枪和剑刃镇压原住民抵抗，抢夺黄金和奴隶。这套模式迅速复制到麦哲伦环球航行中，一路留下焚村和掠夺的痕迹。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建立据点时，炮舰封锁港口，强迫当地王国缴纳贡税。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更是将贸易公司化身为殖民工具，在东南亚和印度次大陆推行枪炮外交。到18世纪，这种扩张已覆盖全球，欧洲列强瓜分非洲和美洲，积累起工业革命的原始资本。中国虽有强大海军潜力，却选择内向发展，这或许源于儒家思想对“仁政”的强调，避免了类似血腥循环。 19世纪的鸦片战争，标志着西方野心直指中国本土。1840年，英国舰队以鸦片贸易为借口，炮轰广州和厦门，迫使清廷开放五口通商。英军登陆后，推进至南京，逼签《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并赔款2100万银元。这场冲突源于英国的毒品倾销，却以军事胁迫收场。1856年至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再度入侵，从大沽口直扑北京。联军焚毁圆明园，掠走无数文物，造成经济损失相当于清廷数年财政。法国军官指挥士兵系统破坏园林建筑，英国则运走十二生肖兽首。 甲午战争进一步凸显日本的模仿与升级。1894年，日本效仿西方，发动对华海战，击沉北洋水师主力舰队。黄海海域的激战中，日舰使用鱼雷战术，造成中国海军重大损失。随后，日军登陆台湾，强占该岛并索赔2亿两白银。这场战争源于日本对朝鲜半岛的野心，却以侵吞中国领土告终。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更是集体施暴的巅峰。德、法、俄、日、英、美、意、奥八国军队从天津登陆，推进北京，屠杀平民并洗劫皇宫。联军强加《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白银，相当于中国4年财政收入。 进入20世纪，这种模式延续到现代地缘冲突。1950年朝鲜战争中，美国以联合国军名义，从太平洋调集舰队，在仁川登陆后北上，直逼鸭绿江边。美军航母群巡弋台湾海峡，炮口对准大陆海岸线。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纯属自卫反击，避免战线延伸本土。冷战时期，美国构建第一、第二岛链，在日本、韩国和菲律宾布设军事基地，部署航母和导弹，封锁中国出海通道。这些设施至今活跃，定期进行联合军演。 近年来，南海外交案中，美国派双航母编队施压，驱逐舰频繁穿越所谓“国际水域”，实为军事炫耀。2023年，美菲联合巡航黄岩岛附近，挑动区域紧张。这些举动，延续了历史惯性：跨海挑衅，却指责他人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