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张爱玲的父亲趁妻子不在家，偷偷拿着针管来到张爱玲的房间，在昏迷的张爱玲胳膊上注射一针。 1938年的一个深夜，上海法租界一栋洋房的窗户悄然推开一条缝隙。十七岁的张爱玲拖着瘦弱的身体，在保姆的帮助下翻出窗台。她的胳膊上还留着半个月前注射后的淤青，而此刻，是她被父亲囚禁半年后第一次呼吸到自由的空气。 事情要从1937年说起，当时的张爱玲刚刚从圣玛利亚女中毕业，生母黄素琼旅居国外，她与父亲张志沂、继母孙用蕃同住在延安西路的一栋别墅里。由于与继母长期不和，加上向父亲提出留学的请求被拒，家庭矛盾一触即发。 “你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家？”继母孙用蕃在某天中午厉声质问，“整日想着往外跑，莫不是跟你母亲一样要抛弃这个家？”争执中，继母抬手打了张爱玲一记耳光。年轻气盛的张爱玲本能地抬手阻挡，这个动作被继母解读为“动手”，成为了一场灾难的导火索。 从外面回来的张志沂听到妻子的哭诉，顿时勃然大怒。他冲进女儿的房间，揪住她的头发就开始拳打脚踢。“今天非要给你个教训不可！”这个受过西洋教育、平时温文尔雅的中年男子此刻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他抄起一只青瓷花瓶砸向女儿，碎片划破了张爱玲的额角，鲜血顺着脸颊流下来。 暴怒的父亲将张爱玲关进了二楼一间空置的屋子：“好好反省！什么时候认错什么时候出来！”那间屋子朝北，终日不见阳光，只有一扇装着铁栏杆的窗户。夏日的闷热和冬日的严寒在这里交替，而张爱玲一关就是整整六个月。 被囚禁的日子里，张爱玲患上了严重的痢疾。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她的病情日益恶化。高烧让她经常都是昏迷状态，虚弱的身体在单薄的被褥中冻得瑟瑟发抖。保姆偷偷给她送饭时，看见她苍白的脸色，忍不住哭着说：“小姐再这样下去，怕是撑不住了......” 这些话最终传到了张志沂耳朵里。一天深夜，趁着妻子不在家，他拿着一支针管悄悄来到关押女儿的房间，给昏睡中的张爱玲注射了一针消炎药剂。 这个举动背后的动机至今仍让人费解。是不愿承担“逼死亲生女儿”的恶名？还是残存的父爱在瞬间苏醒？亦或是老保姆那句“人要是死了，外面会说闲话”的提醒起了作用？ 也许，这些因素都有。毕竟，在那样的年代，这样的家庭里，情感与体面、亲情与利益总是纠缠不清。 注射后的张爱玲逐渐退烧，体力也慢慢恢复。但她心中的某个部分已经永远地改变了。她后来在《私语》中写道：“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 接下来就是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小姐，快走吧，”老保姆含着泪说，“走了就别再回来了。”张爱玲紧紧拥抱了这个带大自己的老人，然后头也不回地消失在夜色中。 她逃到了母亲黄素琼的住处，但期待中的温暖并未如期而至。经济拮据的母亲对女儿的投奔显得十分为难，这让张爱玲再次尝到了亲情的苦涩。尽管如此，她再也没有回到父亲的家。 这段经历如同一个永不愈合的伤口，贯穿了张爱玲的整个文学生命。她在《半生缘》中写道：“你问我爱你值不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这种对亲情与爱情的深刻理解，或许正源自那个被囚禁的夜晚，那支不知是救赎还是赎罪的针管，以及最终义无反顾的逃离。 张爱玲的一生都在书写男女之间、亲人之间微妙复杂的情感关系，而所有这些故事的源头，也许都可以追溯到她十七岁那年：一间阴暗的空房，一场险些夺去性命的大病，一支充满矛盾的针剂，和一个决定命运的夜晚。 信息来源：《张爱玲传》 文│一阳 编辑│萱萱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