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五月，北京城刚经历一场巨变，李自成的龙椅还没坐热，清军的铁骑已至山海关。摄政王多尔衮面对剧变的局势，问计于一位新降的汉臣：“先生以为，我军下一步该如何行动？”这位汉臣沉吟片刻，道：“不如将征明改为征讨李自成，布告天下，官民投降者升官加爵。” 这个建议彻底改变了清军的进军策略，也开启了这位明末重臣在清朝的沉浮人生。 提出此计的不是别人，正是曾经的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就在两年前，他还是崇祯皇帝最倚重的大臣之一，在松锦之战中被俘后，曾一度绝食数日誓死不降。 据传，皇太极派范文程前去劝降时，洪承畴咆哮以对，但范文程却从细节中看出破绽——梁上灰尘落在洪承畴衣袍上，他反复擦拭。 范文程回奏：“承畴不会死，他对破袍尚且如此爱惜，何况生命？” 皇太极亲往探望，见洪承畴衣衫单薄，当即脱下自己的貂裘披在他身上，这一举动成为洪承畴降清的关键转折。 然而降清初期，洪承畴并未立即受到重用。皇太极将其安置在镶黄旗包衣牛录中，“表面上对他恩礼有加，实际上并未放松对他的防范，使其在家，不得任意出入”。直到清军入关，多尔衮才重新起用他，看中的正是他对明朝内部情况的熟悉以及在汉人官员中的影响力。 顺治二年（1645年），洪承畴被授予“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的职务，开府江宁（今南京），开始了他在清朝仕途上最具争议的篇章。 他昔日同僚和门生遍布江南，这一优势成为他招降明朝旧部的利器。然而这也让他背负了“汉奸”骂名。在江南，他镇压抗清义军，杀害了黄道周、金声等南明忠臣，甚至诱降了拥有强大海军的郑芝龙。这些行为使他在汉族士人心中成为背叛的象征。 洪承畴在清廷的地位始终微妙。一方面，他凭借“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策略，以较小代价平定了江南，显示出卓越的政治手腕；另一方面，清廷对这位叛明高官始终存有戒心。 顺治四年，洪承畴卷入“函可案”——一位明朝尚书之子携带违禁书籍出城，使用的是洪承畴发放的通行证。此事导致他“三年不得重用”。 顺治十年（1653年），洪承畴迎来了人生又一个重要转折。他被任命为五省经略，负责征讨南明永历政权。 他选择以长沙为基地，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先固湖南，次安广西，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这一战略体现了他作为老练军事家的眼光。他在长沙坚守四年多，逐步削弱南明势力，为清朝最终控制西南奠定基础。 然而洪承畴的谨慎态度也引起清廷不满。当南明桂王逃入缅甸后，他“因畏惧汉奸骂名，不愿乘胜追击”，反而以眼疾为由请求回京休养。这一举动导致他失去清廷的信任，也为晚年冷遇埋下伏笔。 顺治十六年（1659年），洪承畴返回北京。清初北京有“满汉分城”之策，但洪承畴因属镶黄旗汉军，特许居内城，宅邸位于南锣鼓巷。今日在南锣鼓巷59号院，尚存三间北房，相传是昔日洪宅的祠堂遗址。 洪承畴的晚年待遇颇为微妙。顺治十八年（1661年）退休时，他仅获三等轻车都尉世职，这是正三品职衔，远低于他原有的一品大员身份。相比他为清朝立下的功劳，这一封赏显然不尽匹配。有史学家认为，这是因为他在最后阶段未能全力追击南明残余势力，导致清廷对其忠诚度再生疑虑。 康熙四年（1665年），洪承畴在北京逝世，清廷赠予他“少师”衔，谥号“文襄”。这一谥号按照古代谥法，“文”表示其有文学才能，“襄”则有辅佐之意，看似褒扬，却未充分肯定他在清朝开国过程中的作用。 洪承畴在北京的故居至今仍有迹可循。更有趣的是，他在北京东晓市街的一处别墅，后来在康熙年间被其孙洪奕沔“弄假成真”地献出办学，最终成为著名的金台书院，即今天的金台小学。这或许是他未曾料到的历史遗产。 洪承畴的一生犹如明末清初时代变迁的缩影。他从寒门学子成长为明朝重臣，最终成为清朝开国功臣，其选择与命运既有个人的考量，也有时代的必然。他曾在明清易代之际做出自己的选择，而历史也给他留下了复杂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