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31岁的阎锡山，娶了14岁的小妾，洞房之夜，阎锡山对小妾说：“你躺下吧，你只负责传宗接代，我不会喜欢你的，我只爱我的原配夫人！”事后，他便溜进了徐竹青的房间。 山西的冬天总裹着煤烟味的寒气。 31岁的督军阎锡山站在红绸缠绕的房梁下，指尖无意识摩挲着腰间的玉佩——那是徐竹青嫁给他时亲手编的络子。 14岁的徐兰森垂着头，靛蓝布裙的褶皱里还沾着从乡下带来的麦糠，她不知道这场由公婆拍板的婚事，会把三个原本不相干的人捆进同一个命运的磨盘。 “孩子生下来，得管竹青叫妈。”徐竹青拉着徐兰森的手说这话时，铜盆里的炭火正噼啪炸出火星。 这个被家族称为“万全之策”的约定，像一道无形的墙，隔开了生母与名义上的母亲。 1930年大连的海风吹散了中原大战的硝烟，也吹软了规矩的边界。 徐兰森抱着最小的儿子坐在俄式壁炉前，看着孩子把烤红薯的糖汁蹭在她袖口，突然轻声说“该叫妈妈了”。 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里，这个被压抑了十六年的称呼第一次从孩子嘴里蹦出来，带着红薯的甜香。 她以为这只是特殊时局里的短暂喘息，却没料到命运早把裂痕刻进了时光的年轮。 1931年深秋的太原老宅，徐竹青端着燕窝走进正厅，撞见徐兰森正给孩子系围巾，三张嘴同时喊出“妈妈”。 青瓷碗在她手里晃了晃，褐色的汤汁溅在青砖地上，像极了当年洞房里没烧完的烛泪。 “她本来就是孩子的生母。”阎锡山的声音从太师椅上传来，比窗外的霜气更冷。 徐竹青突然想起刚嫁过来那年，阎家钱庄倒闭，她连夜典当嫁妆凑军饷；想起他留学日本时，自己替他给病重的父亲煎药——原来那些年的相濡以沫，终究抵不过“血缘”两个字的分量。 阎锡山后来让副官送去的那盆腊梅，在徐竹青窗台上开了整整一个冬天。 花瓣落在她抄写的《金刚经》上，墨迹晕开的样子，倒比当年他那句“只爱原配”更像句实在话——只是这实在，来得太迟了。 或许在那个新旧撕扯的年代，男人的“担当”本就分了好几层：对家族要延续香火，对发妻要维持体面，对小妾要守住规矩；可他们忘了，人心不是棋盘，容不得这样精密的算计。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匾额在阎家祠堂挂了三代，父亲阎书堂每早都要对着它咳嗽三声。 这声咳嗽像根鞭子，抽得阎锡山在“情分”与“孝道”间反复打转；而千千万万个类似的家庭，都在这根鞭子下扭曲成畸形的模样——女人成了生育的容器，婚姻成了利益的契约，感情成了最不值钱的点缀。 徐竹青搬进太原城的四合院那年，太原城的照相馆突然多了些单身女性去拍“独坐照”。 她们或许没听过阎家的故事，但镜中挺直的脊梁，都在说同一个词：体面——这体面，是那个年代女性最奢侈的铠甲吗？ 多年后有人看见徐竹青在巷口晒太阳，手里转着那枚磨得发亮的玉佩。 红绸络子早就磨没了颜色，可她指尖划过玉纹的速度，和当年在洞房外等阎锡山回来时，一模一样。 只是这一次，她等的不再是那个说“只爱原配”的男人，而是把前半生的爱恨，都酿成了后半生的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