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9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州，终年73岁。按清制，一品大员去世后须由朝廷议定谥号，这本是例行公事，却在左宗棠身上卡住了。问题出在他这一生太难归类。 二十多年前，左宗棠还是个隐居山林的举人，官场不得志，三次会试皆败。那时候他在长沙附近种田讲学，每日读兵书、修水利，谁也没料到，他能将书房搬到战场。 1852年，太平军压境长沙，湖南巡抚骆秉章走投无路，请他出山出谋划策。他手执折扇，仔细分析形势，三个月守住危城，一战成名。这一仗，连咸丰帝都听说了，湖南官场从此无人敢轻视左宗棠。 “书生也能定天下”，这句话不是说说而已。 到了同治十三年，朝廷再次陷入分裂：阿古柏据南疆，沙俄占伊犁，西北边疆几乎拱手让人。李鸿章主张放弃，称那是“千里无人之地”；左宗棠却坚决不同意。 他写万言奏疏，说得明白：“若失新疆，京师无保障。”有人劝他年事已高不宜领兵，他笑说自己早准备了棺材，随军出征。 那一年是1875年，左宗棠已经六十四岁。他带着大军一路从甘肃出发，修渠建仓，筹粮设站。他深知后勤难保西征，便自定战略：“缓进急战”。 当年军费高达八百万两白银，各地协饷却迟迟不到位。他只得硬着头皮向洋行借款，脸面尽失，心中却清楚：只要疆土能收回，一切都值。 到1878年，新疆大部已入清廷版图。1881年，伊犁九城也在谈判后归还。左宗棠一生戎马，最骄傲的事不是平定叛乱，而是恢复边疆。 他在新疆设行省，屯田造学，西域百姓开始有了安稳日子。 可有些人始终不服他，湘系出身，又不按牌理出牌，不合于文臣，又非典型武将。洋务派里，李鸿章虽与他立场不合，却不得不承认左宗棠“有真才实学，有实干之气”。 福州船政局就是个例子。1866年，他在此创办学堂，引进法师，教造船，培育本国海军人才，成了清廷最早的近代化工业基地之一。 船政局学生邓世昌、萨镇冰等人，后来也都在中法战争和北洋水师中崭露头角。这些人都记得左宗棠亲笔批改教材，定下学习规划，连螺丝锣帽都不许马虎。 也因为这些事，他的身份更难界定。他不属纯武，非传统文官，也不完全是洋务派。但正因为这样，他才真正影响了晚清国家的疆界和方向。 等到他去世后，谥号议了半个月也定不下来。有人提“文忠”，被慈禧否了；有人提“文毅”，又怕引起派系矛盾。最后是军机章京许庚身查典籍，找到“文襄”二字，既表其开疆之功，又不伤文治之意。 慈禧才定下这个名字。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左宗棠一生走过的路，刚好能对得起这十六字。 左宗棠生前曾说：“谥号如浮云，得失何足计。”可天下人心中早有定论，是否“文襄”，其实并不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