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不给湘军拨款，而且将士的待遇又高，曾国藩从哪里弄这些钱？ 曾国藩的湘军难就难在“名不正言不顺”。说是朝廷的兵，户部却从不列正规饷单；说是地方团练，却要跨省打仗。咸丰三年他刚拉起一万人马时，每月光饷银就要六七万两，相当于湖南全省半年的税收 朝廷给的唯一支持，是两千张空白的监生文凭和候补官员执照——说白了，就是允许他卖官鬻爵。 最初的钱确实靠“卖文凭”。湖南安化陶家，祖上是两江总督陶澍，曾国藩直接写信给巡抚骆秉章：“陶家、常家，务请饬催。”陶家后人被追着捐了数万两，气得左宗棠（陶家亲家）多年后还念叨这事。 当时一张监生文凭卖三十两，候补知县标价五百两，湘军起家的一万七千两饷银，六成都是这么“劝”来的。但劝捐有个死穴——富人捐一次就躲着走，咸丰四年曾国藩在奏折里叫苦：“本省劝捐已穷，富商大贾避之唯恐不及。” 转机出现在咸丰五年。湘军打下武昌后，曾国藩盯上了盐税。当时淮南盐场被太平军堵死，江西百姓吃私盐，湘军缺钱发饷。他想出“以盐抵饷”的主意：让商人先交钱买浙江的盐，再运到湘军控制的江西贩卖。 一张盐引（三百斤）收三两银子，三年间卖了十万引，换回八十万两白银。这事听起来简单，实则要打通浙江巡抚、盐运使的关系，还要派兵护航——湘军水师顺带就成了“盐警”。 真正让湘军“不差钱”的，是厘金制度。咸丰六年曾国藩在江西首创，每过一道关卡，货物抽百分之一的税。刚开始被骂“雁过拔毛”，但架不住财源稳定：从南昌到九江的水路设了十七个厘卡，光是湖口一卡，每月就能收一万两。 到同治元年，江西厘金年入百万两，占湘军总饷的四成。为了抢广东的厘金，曾国藩直接上奏朝廷，派亲信李瀚章去韶关设局，气得两广总督劳崇光称病辞官——这已经不是筹饷，而是虎口拔牙了。 协饷是最复杂的一环。湘军打仗打到哪，就伸手向当地督抚要“协饷”。湖北巡抚胡林翼是曾国藩的亲家，每月固定送六万两；湖南巡抚骆秉章被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盯着，连藩库的存银都被调走。 最绝的是同治元年，湘军围困南京急需粮饷，曾国藩一面让李鸿章在上海收关税，一面派左宗棠在浙江抽厘金，甚至连陕西、山西的“协饷”都敢要——朝廷虽说没拨款，但默许了湘军“就食于敌境”的策略。 这里头有个关键人物郭嵩焘。此人家世显赫，在湖南商界能说上话，早期湘军的劝捐、盐税都是他跑腿操办。曾国藩自己承认：“湖南筹饷，发端自郭嵩焘。” 但郭嵩焘也有难处，有次为了劝捐，差点被长沙富商指着鼻子骂“卖官的走狗”。后来曾国藩把筹款摊子铺到广东，特意派郭嵩焘的弟弟郭崑焘去坐镇，就是要用湖南商人的网络穿透广东的地头蛇。 湘军的饷银链条像个畸形的生态系统：底层士兵拿四倍于绿营的饷银（每月四两二钱），营官一年净赚一千八百两，统帅级将领如李续宾年薪五千四百两。这些钱从哪来？劝捐的钱养早期，厘金的钱养中期，协饷的钱养后期，层层叠加。 朝廷不是看不见，只是太平军威胁存亡时，只能睁只眼闭只眼。直到同治七年湘军报销三千万两饷银，慈禧一句“着免核销”，算是默认了这套灰色体系。 曾国藩自己算过账：咸丰三年到六年，湘军总饷银二百八十九万两，其中劝捐占三成，厘金占四成，协饷占两成，盐税占一成。越到后期，越依赖跨省的“抽血”——打下安庆后，光是安徽境内的厘卡就有五十六个。 这种模式看似解决了饷银问题，却埋下两个隐患：一是湘军成了“钱粮军队”，士兵打仗为求财；二是地方督抚与湘军的利益捆绑，加速了晚清的地方割据。 但在当时，这是唯一能让湘军活下去的办法——朝廷不给钱，那就自己长出吸血管，扎进帝国的血管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