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上海舞后”李丽，陪睡日本军官。但其实，她是用身体换取情报，抗战胜利后，人们骂她是女汉奸，可是她却说：“我无话可说……” 1937年的上海，灯红酒绿的背面，是刀尖上跳舞的命运。 提起“上海舞后”李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交际花、陪日本军官、卖脸求生。 谁会想到，这个被骂了大半辈子的女人，实际身份是军统情报线上最深的一颗钉子。 李丽的故事，让人越想越心酸。 李丽出生在北平的一条小巷里，是个刚落地就没人要的娃，被李婶夫妇抱回家养大。 养父病走得早，家里穷得叮当响，十四岁的李丽被养母草草嫁进丝绸商人林家。 李丽胆大，学过西式餐桌礼仪，英文也不错，可这些在老式大家庭里都成了“罪状”。 婆婆看李丽哪都不顺眼，连佣人都敢对李丽甩脸子。 李丽死撑了两年，最后半夜揣着嫁妆溜出家门，一路逃到上海。 初到上海的李丽，先在永安百货站柜台，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回到宿舍脚肿得像馒头。 后来听人说舞厅挣钱快，李丽一咬牙进了百乐门。 那是个“你要么闪光，要么被淹死”的地方。能跳、能说、能看人下菜才活得下来。 李丽那会儿，靠的不是媚态，而是脑子，能跟外国客人聊英文，能记住来过一次的客人喜欢哪款酒，也敢怼那些口出狂言的军阀公子。 没多久，李丽就成了百乐门里的头牌。 但1937年淞沪会战把上海砸得稀碎。 李丽正当红时，被军统的人盯上了。 他们看中的不是李丽的美，是李丽在乱局中“耳聪目明、不怕事”的劲儿。 李丽被悄悄送到重庆郊外的秘密训练点。 三个月里，李丽学的不是跳舞，而是活命：怎么盯目标、怎么找破绽、怎么用微小的动作传情报。 训练结业那天，戴笠亲自来见李丽，问她愿不愿意回上海继续当舞女。 李丽只说了句：“我回去。” 从那天起，李丽的工作不再是跳舞，而是在音乐声里偷情报。 上海的舞厅里，李丽笑着端酒杯，眼睛却死盯军官说的每个地名。 军官夸李丽漂亮，李丽心里记的却是海图上哪个码头要动兵。 回到住处后，李丽悄悄用眉笔在丝巾上写密文，再想办法在深夜交给接头人。 最惊险的一次，是1940年南下广州。 日本派遣军邀请梅兰芳演出，名单里莫名其妙多了李丽。 别人以为是陪唱，李丽知道那是天赐的情报点。 松井石根那晚喝到瘫在床上，李丽装作帮忙整理文件，趁军官睡死，从桌上航线图上抄下港口、船数和动身时间。 深夜回房间后，李丽把密文写在丝巾角落，天一亮就以买早点为名，把丝巾塞给戴草帽的黄包车夫。 十天后传回消息：情报精准，中国海军联合盟军在海上截住运输船队，整整十几条日本运兵船被击沉。 李丽却连一句“我干的”都不能说。 李丽的身份只能烂在肚子里。 上海沦陷期间，李丽走得太近日本军官，街坊骂，路人吐口水，还有人往李丽家门泼黑墨，说李丽“不要脸”。 李丽把骂声吞进肚里，因为一句反驳，就可能让整条情报线断掉。 有一次接头人被捕，李丽被困在提篮桥的废仓库里。 那天上海冷得发狠，李丽披着舞台用的狐皮披肩，一动不敢动，整晚蜷在角落里。脚冻到发麻，心里却只想一件事：情报不能断。 1945年日本投降那天，上海街头热闹得像过年，但李丽没等来掌声，等来的是一副手铐。 李丽被抓进牢里连续审问半个月，被逼问是不是跟日本军官有关系、是不是投靠敌人。 李丽一句否认都没说，因为解释就是泄密，泄密就是害死一串人。 直到军统人员来牢里对暗号“夜莺归巢，风月结束”，李丽才被放出。 官方后来开发布会，公开李丽的真实身份，军统“风月上海”计划的重要执行人，多次立功。 可李丽知道，清白来得太晚，伤害已经刻在一辈子里。 有人说李丽靠走后门脱罪，有人说李丽“靠身体换情报”，还有人干脆不信政府通报。 李丽对这些话不再理会，因为唯一真正懂她的人戴笠，已经在一场飞机坠毁中离开。 李丽离开上海去了香港，再去了台湾，在台北老巷子里教琴，没身份，不炫耀，不解释。 2002年，李丽在台湾悄悄离世，九十二岁。 没有排场，没有报道，送李丽的只有几个曾经并肩过的军统老同僚和几个学生。 可李丽这一生，不需要掌声来证明。 李丽在灯火迷离的舞池里藏了信，在正义和骂声的十字路口活得像钢针一样硬。 中国历史上有无数英雄，名字写在碑上；李丽的名字没被刻，但她做的事，比碑刻还重。 那些被误解、被骂、被泼墨的岁月，从来没改变李丽真正的底色。 李丽不是“交际花”，李丽是被时代埋得太深的抗日英雄。 她的名字，值得重新被记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