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在西花厅，周秉德就忍不住问了伯伯一个问题。她问：“伯伯，我听人说，当年那个张若名长得又漂亮，又有学问，家里条件还好，你怎么就选了七妈（邓颖超）呢？”他看着侄女，缓缓地说了一段话：“这一生，我要走的路太险了。” 要弄清这些问题，得从五四运动时期说起。 当时的周总理还在南开大学求学，张若名则是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两人与邓颖超一同发起组织了进步团体觉悟社。 张若名绝非寻常女子，她聪慧过人，文笔犀利，法文学得比同批赴欧的人都好，常常担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讲人。 在爱国请愿活动中，她毫不畏惧，和周总理等四人主动站出来作为代表，钻进紧闭的省署大门与当局交涉，最终一同被捕入狱。 狱中岁月没有消磨她的斗志，可家庭的压力却渐渐袭来。 她出身地主兼官僚家庭，父亲极力反对她参与革命活动，甚至以断绝父女关系相要挟，还登报与她划清界限。 出狱后，周总理与张若名一同远赴欧洲勤工俭学，寻求救国真理。 在异国他乡的革命浪潮中，两人的关系逐渐走近，周围的战友都默认，若周总理放弃此前坚持的独身主义，张若名会是他最契合的伴侣。 那时的张若名，不仅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早期成员，还担任过国民党旅欧支部的评议委员，是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女性之一。 可命运的转折点，在一场追悼列宁的大会后悄然出现。 由于组织安排，张若名在会上发言，导致身份暴露，遭到法国警察的长期跟踪盯梢，甚至险些被驱逐出境。 这件事让张若名陷入了痛苦的挣扎，她本就因家庭出身在党内受到审查，如今革命之路愈发艰难。 反复思量后，她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脱离政治活动，退出党组织，专心读书深造。 这个选择，注定了她与周总理的人生轨迹将走向不同的方向。 周总理此时早已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他深知自己未来的路布满荆棘，甚至随时可能付出生命代价。 他需要的不是一个渴望安稳的伴侣，而是能与他并肩作战、共赴生死的战友。 就在这时，邓颖超的身影逐渐清晰地走进了周总理的生命。 两人相识于觉悟社，彼时的邓颖超只有15岁，却已是率队冲锋的学生领袖，在斗争中被打伤吐血也未曾退缩。 她组织女权运动，深入群众开展妇女工作，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沉着保护党中央安全，在长征路上即便重病缠身，也始终坚信革命必胜。 周总理对侄女缓缓说道：“这一生，我要走的路太险了。若名是个好姑娘，但她想做学问，想安稳。她家里的出身，也让她在那条路上走不下去。” 随后周总理便话锋一转，说到了邓颖超：“你七妈不一样，她有一双能看透生死的眼睛。她能跟我一起站到机关枪口上去，她能跟我一起上断头台。只有她，能陪我走完这条最难的路。” 在周总理看来，张若名确实优秀，脱离革命后她继续深耕学术，最终成为中国最早留学法国的文学博士，用另一种方式实现着自己的价值。 可是她向往的安稳与学问，与周总理所选择的险路注定要分道扬镳。 邓颖超则完全不同，她见过最残酷的白色恐怖，经历过最艰苦的岁月，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两人相互扶持，严守党的保密纪律，即便长时间分离，也始终心意相通。 他们的爱情，早已超越了寻常的儿女情长，融入了共同的革命理想与事业中。 1955年，周总理在云南偶然见到了张若名。此时的张若名已是知名学者，专注于文学研究。 周总理曾邀请她回北京工作，却被她婉拒，她早已在学术领域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两位昔日的战友，最终在各自选择的道路上绽放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