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中国一高级干部访日期间，不顾多人劝阻非要去靖国神社，回国后就被中纪委开除了党籍，可他却说：我是清白的。 1985年的东京，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对外友协副会长的周而复，盯着手中密密麻麻的行程表，心思却早已飘到了那个所有人谈之色变的敏感地带——靖国神社。 对外交官而言，那是绝对的政治雷区；但对正在创作长篇小说《长城万里图》的作家而言，那里是必须攻克的“情报堡垒”。 那时候的中日关系虽然回暖，但历史的伤疤依旧鲜红，身边陪同人员和使馆方面轮番劝阻，明里暗里地提示这地方的特殊性：那个从1869年建起、原名“东京招魂社”的地方，里面不仅供奉着246万多个灵位，更赫然摆放着东条英机等双手沾满鲜血的甲级战犯牌位。 作为国家高级官员，出现在这种场合，无异于在政治钢丝上跳舞，但周而复此时似乎“魔怔”了，他觉得如果不亲眼看看日本军国主义是如何粉饰太平、供奉战犯的，笔下的抗战史诗就隔着一层纱，不够真切。 于是，趁着代表团其他人回国、只有随员留守的空档，他甚至不顾迟来的使馆警告，执意踏进了那扇大门。 这一进去，他就彻底把自己从“官”变成了“民”，在那个充满肃杀之气的展厅里，没有鞠躬，没有参拜，只有一个老头戴着眼镜，像搞田野调查的学者一样，掏出笔记本疯狂记录。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的笔尖划过纸面，抄录下陈列品的说明，画下建筑布局，甚至连战犯名字的排列顺序都没放过。 他手里拿着相机的镜头，对准的不是什么风景，而是日后这本文学巨著里需要的“罪证素材”。 回国后，那些在神社里拍摄的照片成了把他推向深渊的导火索，舆论瞬间炸锅，愤怒的民众只看到了“副部长现身靖国神社”这个刺眼的事实，将其视作对民族情感的背叛。 没人有耐心去听一个文人关于“实地采风”的辩解，尽管周而复反复强调自己是去记录罪行而非膜拜，但这声音很快被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淹没。 到了1986年3月，中央纪委的决定犹如晴天霹雳：《人民日报》头版刊文，定性其行为严重损害国家形象，宣布开除其党籍并撤销职务，一夜之间，这位延安时期的老党员，成了千夫所指的“糊涂虫”。 昔日的门庭若市变成了门可罗雀，出版社退避三舍，但他书桌上的灯光却比以前更亮了，既然解释没人听，那就把证据写进书里。 他摊开那本在靖国神社里记满的一手资料，将那些观察到的军国主义细节，一点一滴地砌进了《长城万里图》的字里行间。 直到1995年，这部六卷本巨著才终于问世，并凭借对侵华罪行入木三分的刻画，拿下了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 然而，直到1999年，因为一篇杂志文章将他与贪腐分子混为一谈，86岁高龄的周而复终于忍无可忍，选择诉诸法律。 法庭上，他颤巍巍地拿出了当年的“铁证”——那个在靖国神社里记满战犯名单的笔记本，以及早已泛黄的使馆报备记录和手稿。 这些曾经无法自证清白的物件，终于在法律的聚光灯下还原了真相：这不是一次参拜，而是一场为了铭记历史的冒险调研。 信息来源：（中国作家网——周而复：文学长路上的不倦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