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95岁高龄的他被赶出了自己的家，短短两个月就郁郁而终，至死也没能再看一眼海峡彼岸的故乡。他著作等身，与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他出生名门，一生致力于历史和教育事业，创办著名的香港中文大学。他就是一代国学大师钱穆。 1990年的台北，一代国学宗师钱穆在外双溪的“素书楼”里住了23年，那是蒋介石当年特意为礼聘他而建的居所，在这座小楼里，他虽然已经83岁高龄且双目失明，却依然靠着妻子胡美琦的口述记录，硬是“盲写”出了《晚学盲言》。 可就是这样一位被尊为“史学四大家”之一、与陈寅恪和陈垣齐名的人物，到了风烛残年却碰上了政治风向的转变，有人拿房产产权说事，指责他长期霸占公产。 那个写了一辈子书、即使拿了50万文化奖金也全捐给贫寒学子的倔老头，哪里受得了这种人格上的羞辱，他不需要施舍，更不会为了栖身之所向权贵低头。 搬离后短短不到三个月，那个曾经在讲台上把死历史讲成活评书的精气神全散了，钱穆带着无尽的遗憾郁郁而终。 1949年，时局巨变，54岁的钱穆没选择安享天年，而是两手空空跑到了英国殖民下的香港，那时的香港，中文教育是荒漠，年轻人张口闭口是英文，却忘了自己从哪里来。 就在桂林街一栋破旧拥挤的唐楼里，连个像样的黑板都没有，他和唐君毅等人办起了“新亚书院”。 他在著名的燕京大学教书时月薪曾高达160元，是人人羡慕的高知，可到了香港，他得为了几块钱的办学经费，厚着脸皮去敲富商的门，不仅要看人脸色，还常吃闭门羹。 他一周硬是顶着上了18节课，即使是面对只有28个学生的第一届开学典礼，他的声音依然洪亮。 也就是这股劲，打动了后来的美国福特基金会，更让这所寒酸的私立书院最终成了如今享誉亚洲的香港中文大学。 1895年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他，12岁没了父亲，家里穷得叮当响，孤儿寡母靠着做手工维持生计。 辛亥革命那年，连中学都读不下去的钱穆只能辍学回乡当个小学老师，那时候他一个月的薪水才微薄的14块钱，但他有个奇怪的习惯，白天给孩子们讲《论语》，晚上就点着油灯啃那些深奥的古籍。 正是靠着这种近乎苦行的自学，他在30出头就凭着考证精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震动了学界。当时还在北大当教授的顾颉刚一看文章，拍案叫绝，直接把他挖到了学术的最高殿堂。 无论是在北平的安稳书斋，还是在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漏雨的茅草屋里，环境怎么变，他做学问的核心逻辑从未变过，不同于当时很多人对西方理论的盲目崇拜，或者对传统文化的自卑全盘否定，钱穆始终提倡对本国历史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 他写《国史大纲》，就是为了让在战火中迷茫的国人看到，这个古老文明的根是没有断的，是有韧性的。 虽然半生漂泊，但他心里那个柔软的角落一直留给了故乡，晚年躺在台北的病榻上，他最常念叨的就是想回无锡太湖边看看，他甚至拉着妻子的手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带我回家。” 信源：大师身影：钱穆．香港中文大学）
